管子是齐国的宰相，所以他在治国中要解决很多经济的问题。管子所处的这个时代，中国春秋的早期，这个时代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正好冶铁技术上来了，因为铁器的使用，使得原来没有办法对付的树根可以对付了，农田的面积就可以大大的扩展，农业就发展了，这是管子的时代。
在管子的时代里，就有很重要的经济的发展，我们今天叫轻重术，轻重术就是掂一个商品。我们经常说货币贬值，票子变毛了，我们说东西变贵了，贵重，轻重就是这样来的。
我们今天通过改革开放这几十年，中国的经济高速成长，其中得益于什么呢？就是我们引进了市场经济。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学校园里风靡了一套书，叫《走向未来》丛书，有一本叫《看不见的手》，实际上就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事关重大。亚当·斯密是英国人，他的《国富论》出版发行于1776年，是欧洲启蒙运动的前期。我们都知道，欧洲启蒙运动开创了人类现代化的时代。整个现代的所有思想价值观，那是从启蒙运动开始的。在启蒙运动里，从法国开始的，最后燃遍了整个欧洲，席卷了整个世界。
启蒙运动干两件事情，第一，反对宗教神权，张扬人的理性，第二，反对封建王权，宣扬民主与自由精神。法国的启蒙运动熊熊大火燃起来的时候，里面诞生了一个著名的宣言，叫做《人权与公民权宣言》。
而当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诞生的时候，在美国还没有思想价值。所以美国人看到以后觉得很不错，就把人权精神引入到了美国的宪法里面去。
法国人为了向美国表达敬意，就送给了美国那尊自由女神像。我们很多人都见过自由女神像，跟她合过影，但是你内心应有的东西未必当时有。就是当你看到自由女神高擎的火炬，但你看到火炬上熊熊燃烧的圣火的时候，你心中没有燃起应有的自豪感，为什么呢？因为火炬的圣火是在中国点燃的。
早期的思想家都非常热爱中国的文化。亚当·斯密毕业于英国的牛津大学，毕业之后他就到了英国的格拉斯哥大学担任了道德哲学的教授。他在讲课的时候，把讲课的课堂讲义整理出版，就是著名的《道德情操论》。
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我建议大家一定要读的，《道德情操论》这本书为亚当·斯密赢得了巨大的社会声望。以致于有一位英国的公爵，看到这个书以后，就一定要请亚当·斯密做他儿子的家庭教师。
大概是在1763年，他就找到了亚当·斯密，当时亚当·斯密还是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的教授。他就跟斯密说，请他去担任公爵儿子，也就是未来继承公爵爵位的小公爵，给他做家庭教师，两年半。这两年半的任务是什么？陪着那个孩子游历欧洲大陆，主要就是法国，因为那个时候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就是法国。这个时候也正是英吉利海峡两边，刚刚结束了长达七年的英法战争，实现了和平。
亚当·斯密就面临着要辞去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而格拉斯哥大学的教职是非常丰厚的报酬，一年150英镑，那是非常高的。但是这个公爵告诉他，我给你一年300英镑，比在大学拿到的年薪还要翻了一倍。同时，两年半以后你就可以退休了，你退休之后愿意做什么做什么，但是我每年都给你300英镑的退休金，这给亚当·斯密很大的吸引。所以，亚当·斯密最后到大学辞去了教授的职务。
他从英国到法国，大概在1764年年初。他们踏上法国的土地之后，因为英国的公爵是很有身份的，所以他得以能够见到很多法国重量级的人物，这里面有一批非常重要的学者，就是法国重农主义学派。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的开山鼻祖，魁奈，在法王路易十五那是很有地位的，魁奈做他的御用医生。这个时候，重农主义学派里面的二号人物，叫杜尔阁，是法国的财政大臣，也做过法国的总检察长，所以，地位都非常高。亚当·斯密到了法国以后，就和重农主义的这些著名人物来往密切。
我们今天看到他的《国富论》，他是1764年到法国以后，才开始动笔写《国富论》的，《国富论》可以说成为我们经典经济学的开山之作，也是自由资本主义的开山之作。
我们今天说亚当·斯密是现代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从这本书往上长出来的，还有一本著名的著作叫做马克思的《资本论》。马克思对亚当·斯密的评价说，因为亚当·斯密，使得政治经济学成为了一个独立的学科，成为了一个完整的学科，评价也是非常高的。
《国富论》有三十多处跟中国有关
我们今天看到的《国富论》里面有三十多处都跟中国有关，都在讨论中国的问题。为什么在《国富论》里面，有这么大的比重在说中国的问题呢？是因为亚当·斯密在法国的时候，1763年，法国有两个中国的留学生，到了1763年底，这两个中国留学生学期已满，就面临着要回国。而杜尔格作为英国的财政大臣，以这样的身份向英国政府申请挽留这两位中国留学生，在法国继续多待一段时间，因为杜尔格有问题，要向这两个中国留学生来讨论。
他写了52个跟经济有关的问题，他希望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用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替他考虑。他怕这两个中国留学生不能够完全了解，所以他在这52个问题之外，写了很长的解释性的文字，这52个问题就是著名的《中国问题集》。
而此时，1763年年底到1764年，在这个过程里，亚当·斯密来了，而且跟杜尔格过往甚密。因此我们有理由说，亚当·斯密是见过这两个中国留学生的。这两个中国的留学生，一个叫高类思，一个叫杨德望，他们是在那里学神学的。但是，法国人向他们请教经济学的问题。
杜尔格的《中国问题集》在1766年得以在报上连载，后来变成书出版了。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是在1766年之后的十年，1776年在英国出版了。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那一年，正是美国《独立宣言》诞生的那一年。所以在大西洋的两边，还有这样的巧合。
当亚当·斯密《国富论》出版的时候，法国人怒了，尤其是重农主义学派的学者怒了，他们说亚当·斯密抄袭了杜尔格的东西。重农主义学派有个重要人物叫奈穆尔，他甚至说凡是抄杜尔格的都是对的，凡是没抄杜尔格的全是错的。
重农主义学派是法国思想界非常重要的学派，他们的论文绝不引用希腊人的句子，他们只引用中国圣贤的句子，因为他们热爱中国，他们不喜欢希腊。不仅如此，他们每年出版的年鉴、论文集，都在上面标上出版印刷地：中国北京。这是十八世纪，重农主义学派对中国是非常的热爱，以致于他的开山鼻祖魁奈号称是欧洲的孔子。
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就是诞生在这样的环境里，充分地和重农主义学派进行交流。所以我们今天看《国富论》，对重农主义学派的思想是持极大的认同与同情的，而坚决反对重商主义。
关于这一个对比，上海古籍出版社就找到我，向我预约了一个命题作文——对比亚当·斯密与中国的管子，所以我就写了《管子与亚当·斯密》，在201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了，在这两个人之间，做了一个跨文化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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