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2016年第3期；

作者简介：邹广文，哲学博士，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作为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表达了如下内涵：市场经济、工业文明和资产阶级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助推器，而人类世界历史实践所产生的精神成果将是“世界的文学”的形成，世界历史的未来图景是共产主义。当代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世界历史思想的时代回应，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作为其唯物史观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其思想体系中居于重要地位。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高度概括了人类由大工业和普遍交往所开创的各个国家和民族走向“一体化”的历史时代，从而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整体性和有机性。今天，人类全球化的发展图景日益清晰，全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呈现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统一格局。在此时代情势下，认真领会和解读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于我们分析人类社会发展历史、把握经济全球化发展动向并有效破解全球化难题，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马克思对于世界历史思想的首次完整表述，见于1845年秋季至1846年夏季其与恩格斯合作撰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在马克思看来，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和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而进入相互依存的状态，进而使世界整体化发展的历史。而这种世界历史的呈现是与近代以来资本主义登上人类历史舞台相关联的。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1]541这一命题表征了这一人类历史趋势。在之后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更进一步指出，世界历史并不是各个民族历史的简单相加，而是世界各个民族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所形成的历史整体。任何一个民族或地区的发展都是世界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世界历史的影响；与之相对应，各个民族或国家的发展又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

　　我们知道，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系统地对世界历史观念进行阐发的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在其《法哲学原理》和《历史哲学》中指出，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堆积，历史在其演化中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冲破狭窄的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就是其中的规律之一。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理性”“精神”的展开和实现。理性统治了世界，世界历史的本原和基础是“客观精神”，“客观精神”是世界的主宰，世界历史则是这个绝对终极目的的实现和体现。由于这种体现，这一绝对终极目的就从内部世界不仅过渡到自然界现象，而且过渡到精神界现象，亦即过渡到世界历史的现象。马克思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用虚构出来的“精神”来解释世界历史，因而当然不能正确解释世界历史。在克服和批判黑格尔唯心史观的同时，马克思恩格斯继承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合理内核，即历史发展的世界性和规律性思想，认为世界历史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变并不是绝对精神的运动，而是现实的社会生产力推动的结果。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突出表达了以下基本逻辑内涵。

　　第一，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是人类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助推器。马克思认为，自近代以来，随着技术的进步，生产力获得了普遍的发展。以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为标志，人类在全球范围内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种大交换与物种大交换，人类活动超越民族和地域的局限和障碍，形成全球范围内各民族之间全面的互相往来和互相依赖的趋势和过程，从此彻底改变了世界的面貌。“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2]35世界历史的形成要以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发展为物质基础，代表先进生产力的现代工业的建立已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的生命攸关的问题。“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生成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是感性地摆在我们面前的人的心理学。”[1]192马克思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历史都是狭隘地域性的民族历史，只有随着生产力、分工和交往的高度发展以及大工业的出现，人类活动才开始突破地域等的限制，世界历史才开始形成，这是一种客观历史规律和趋势：“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1]541工业化大生产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用机器的操作代替了人工劳动，也就是说，人类劳动的各种代替物日益增多，效力日益增大，工业化生产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历史上的划时代飞跃：“自从蒸汽和新的工具机把旧的工场手工业变成大工业以后，在资产阶级领导下造成的生产力，就以前所未闻的速度和前所未闻的规模发展起来了。”[3]随着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进入世界历史，每一个人也都改变了原先那种孤立隔绝的生存状态，进入发展的同步时空，和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着。大工业和市场改变了每一个人的生活，也改变了每一个人，使大家趋向更多的共同性，这就使狭隘的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了。因此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和世界市场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开创了全球化发展的历史。

　　第二，资产阶级在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实践中扮演了双重角色。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历史与价值的双重视角，对资产阶级在人类走向世界历史的实践中所起的作用作了精当分析。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站在历史主义立场，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推进世界历史形成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认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到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尤其是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推进工业化大生产方面所起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2]36作为新时代生产力的代表，资产阶级挖掉了工业脚下的民族基础，民族性发展须纳入世界的一体化格局之中。尤其是世界市场的开辟，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资产阶级通过发挥其革命作用，确立了新的生产关系，并依赖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用现代大工业替代工场手工业甚至封建行会的经营方式，使得生产成本急剧下降，创造了颠覆世界的生产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资产阶级促进了技术进步，提高了社会生活水平，这是资产阶级最主要的历史作用。

　　但是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从人文关怀的视角，对于资产阶级在开辟世界市场过程中的种种野蛮血腥行为进行了价值控诉。马克思恩格斯把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对于资产阶级的美学批判转变为意识形态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认为贪婪是资本主义的本性，“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4]。“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含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2]34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虽然在其殖民地摧毁了旧的社会结构，带来一定程度的现代化，但却也给殖民地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世界上少数人的发展是以牺牲绝大多数人的发展为代价的，因此指出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是一种“海盗式的侵略”，其中充满着血腥与残酷。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马克思清醒地指出：“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是不会收获到不列颠资产阶级在他们中间播下的新的社会因素所结的果实的。”[2]690另外，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在全球一体化的推进过程中，客观上造成了世界呈现“中心-外围”结构体系，“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35-36。这个庞大的体系是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中心，以东方和其他落后地区为边缘；以现代化城市为中心，以自然形成的城市和乡村为边缘；以大多数资本家为中心，以广大的工人和劳动人民为边缘的。结果是，一方面，处于中心的社会和国家控制着世界市场，敛取绝大部分的产品附加值，掠夺巨大的财富；而另一方面，处于外围或更边缘的国家则深受中心国家的剥削和控制，不但分享不到世界一体化所带来的好处，反而日益贫困，导致其地位更加边缘化。

　　第三，人类世界历史实践所产生的精神成果，将是“世界的文学”的形成。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力迅速发展，与此相适应，在人们的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它将促成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与文明进步：“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2]35马克思恩格斯这里所讲的“世界的文学”不是一个纯文学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科学等在内的广义文化概念，它根植于工业生产和世界贸易等全球化物质基础上的现实和必然。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剔除了民族间的隔阂，克服了本民族的局限性，达成互通互利，把各民族创造的精神产品变成世界各民族都能共同欣赏的公共文化产品。“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1]540-541市场经济与工业文明使现在的社会成为实质意义上的“人类”社会。在此之前，诸多孤立发展的人们并不具有现实“人类性”，而世界历史的现实呈现则使每个人的行为都成为人类社会体系中的一个有机环节，使每个民族、国家的发展都汇入了人类发展历史的洪流中来，彼此不可分割，于是每个民族甚至每个人的发展、发明都会迅速传遍全球，这就避免了隔绝状态下人们所走的历史弯路，加速了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置身于世界一体化的发展之外，处在封闭狭隘地域的人是不可能获得真正解放的，“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1]541。世界历史所呈现的“现代性”实践，开启了人类的普遍性交往时代，相应带来了人们社会生活的巨大变革，并以其特定的方式打破了从前的一切秩序，每个人都在亲身经历并感受着与世界历史的直接联系。

　　第四，世界历史的未来图景是共产主义。共产主义是马克思恩格斯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但在他们看来，共产主义作为一项世界历史性的伟大事业，需要在世界历史中完成，“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1]539。共产主义是世界历史性的事业，共产主义不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因此绝不能把共产主义狭隘化、民族化，理解为孤立的地域性的存在。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指出，无产阶级是推进共产主义事业的主体，是在世界历史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阶级，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决定了它所肩负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世界性，所以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而达成普遍的世界交往。对于未来人类社会的发展图景，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共同体”(Gemeinschaft)或“联合体”(Assoziation)等相关概念作了表达，意指一种扬弃了阶级对立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乃是全人类获得彻底解放的历史。这就是说，人类在没有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消灭劳动分工之前，是不可能形成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的。因此，世界历史的形成是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即实现共产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总之，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与之相应，共产主义事业作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1]542，只有在世界历史未来图景的意义上才能真正凸显其深邃的历史内涵。

　　今天，经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跨越，马克思恩格斯所阐发的世界历史图景更为真切地呈现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经济全球化贯穿于世界各个国家与民族的社会发展实践。尤其对于致力于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来说，领会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就显得更加意味深长：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在更广阔的世界时空中展开，因为一个民族不走向世界、融入世界历史，就难以摆脱封闭和僵化的格局，就不能借鉴世界发展的成果。中华民族只有积极主动地融入世界历史大潮，才有可能引领世界历史，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现如今，人类的文明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和文明间交往日益密切的新的发展阶段。2013年3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首次向世界传递了对人类文明未来走向的中国判断：“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5]2015年9月，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更是明确地向世界各国呼吁：“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6]据不完全统计，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在各种场合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强调达60余次，这一方面表现了当代中国领导人的世界情怀，同时也清晰地向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人类文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未来世界各国只有通过进一步推进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互鉴，人类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显然，习近平同志对未来人类文明将走向“命运共同体”的判断，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有着内在的逻辑关联性。众所周知，现时代发展的突出特点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特别是随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科技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全球性问题，如粮食安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等。这些问题的出现及其造成的影响是全球性的，而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有赖于全世界各国的通力合作。面对这一时代形势，我们亟待呼唤和培育一种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为目的的全球价值观，并逐步获得国际共识。习近平同志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体现了对中国与世界互动发展特征的清晰认识和把握。和平与发展是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变的价值诉求，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作出了多角度的阐释：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判断，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的感言；从“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号召，到“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的部署；从“共筑亚太梦想”的呼吁，到“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方案的提出。我们从中可以深刻感受到其中的核心价值诉求——坚持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努力把握人类利益和价值的通约性，在国与国关系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理论是时代的心声。立足现时代的问题与挑战，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思想，我们或许能够从中感悟出别样的时代意义。

　　第一，要树立极限意识，致力于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全球共建。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学者沃德和杜博斯主编的著作《只有一个地球》问世，书名如警世之钟，在旁征博引、丝丝入扣的论证中表达着强烈的忧患意识：生活在世界不同角落的不同人群，共同拥有唯一的地球，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极限意识”。的确，不同的人群可以生活在不同的地区和国家，可以有贫富之别，可以占有不同份额的资源，但今天的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有一点是平等的，即我们只有同一个地球。人类要生存，社会要发展，就必须拥有一个能与人类长期和谐共处的自然环境。告别盲目的发展状态，共同建立起一种全球性的生态文明，这是保证人类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未来人类的实践行为必须自觉关注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建，展示人类文明发展的真正意蕴。

　　第二，要注意守护文化的多样性，在文化的一元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和张力。文化多样性问题是伴随着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历史节奏凸显于我们的时代生活中的。本来，文化多样性是世界的“原生态”，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却加剧了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紧张，使得人类文化多样性面临严重威胁。现代性的一元逻辑日益成为改变人们日常生活的发展要素，高效率、标准化、整齐划一取代了文化的个性化追求，人类文化发展的多样性被消弭。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形常常是强势文化对于弱势文化采取了“文化霸权”或“文化殖民”，并将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强加于对方。今天，人类作为命运共同体，必须倡导文化多样性，这种文化多样性既是对文化个性与特殊性的表达，也是人类共同文化品质的展示，正所谓“越是民族的，才越是世界的”。只有尊重文化多样性，尊重文化的独立性、异质性和完整性，我们才能深切感受到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

　　第三，要坚持合作共赢原则，合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文明。不可否认，在当今世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以及不同的社会制度的分歧和对立，冷战思维还时不时充斥于国际关系中。但是不管怎样，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只有超越冷战思维、零和博弈和各种偏见的藩篱，超越种族、文化、国家与意识形态的界限，让共同利益压倒分歧对立，作出和平共处、有序竞争以及合作共赢的明智选择，世界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从这一价值诉求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不啻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给出了一个理智可行的行动方案。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过程，也是人类新文明和世界新秩序的生成过程。要实现这一历史使命，绝非一日之功，更难凭一国之力，需要各国持续不断地共同努力。正如习近平所强调的，不管今后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我们都要始终如一地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面旗帜，都要全力以赴地引导国际社会与我们相向而行，共同推动这个历史进程。

　　第四，要努力培育人类世界历史实践的中国经验。当代中国所坚持和奉行的和平发展道路，是一条促进不同文明开放包容、交流互鉴，推动各国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推动世界共享和平、共同发展的道路。中国人民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追求的不仅是中国人民的福祉，也是各国人民共同的福祉，只要有利于增强这一福祉，不管什么样的文化要素，我们都可以吸收，都可以包容。置身于这样一个世界大变局的发展时代，从容步入世界舞台中心的中国，没有理由不向世界贡献出人类世界历史实践的中国经验。从这个角度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就集中体现了对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及未来时代发展的中国判断，展现了应对当前挑战、加强全球治理、开创人类美好明天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当代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在世界未来发展中将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倡导包容性的多边主义外交理念，建构更加开放、公正和有效的世界秩序，这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和目标。由世界大国走向世界强国，不仅仅意味着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还意味着责任意识的增强，需要我们为人类未来的世界历史发展实践提出更多的中国方案、贡献更多的中国智慧，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要更加积极有为地促进世界的和谐发展、共同发展与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