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明弟系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本文刊于2020年8月《商学院杂志》，原标题为《“新基建”：穿新鞋，走新路》。
自2018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随后，“加强新一代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新基建”概念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度出现。
2020年4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明确新基建范围，主要包括以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等被广泛讨论，热度不退。
可以看到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更突出产业转型升级方向，承担着疫后经济复苏使命，被认为是经济增长新引擎。不但政府在政策、资金上积极投入，作为市场主体，诸如华为、腾讯、阿里、电信、移动等各个领域的互联网巨头、运营商、供应商也纷纷投入新基建。
与传统基建相比，新基建有哪些新特点，又该如何在各类挑战中有序推进？《商学院》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绿色金融部副主任、生态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曹明弟。
在曹明第参与撰文的《关于新基建，你必须知道这几个“不”》一文中，曾提出，新基建不是穿旧鞋，走老路，而是重在一个“新”字。
曹明弟指出，近年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疫情爆发突如其来冲击更甚，启动新基建本身是为了应对整体需求下降局面来拉动经济。
不过，与2008年国家为提振经济投入“四万亿元”主要涉及传统铁路、公路、桥梁等“铁公基”领域不同，新基建带有明显的新时代特征，涉及的是5G、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等科技创新领域基础设施和教育、医疗等民生消费升级领域基础设施。
“与老基建更多在建设阶段拉动需求不同，新基建从建设到使用一直跟需求挂钩。”曹明弟说。
他分析认为，疫情期间各地封城，线下经济活动停摆，但是线上经济需求猛增，无论是在线教育、在线会议等，都需要网络带宽的支持。更多行业对大数据处理、智能化、数字化的需求增加，也带动了新基建领域的投入，是势在必行。“这与老基建以供给带动需求有很大不同，比如高铁、公路建成后，前期利用率会比较低，但是新基建建设完成后，利用率或直接就能达到50%以上。”
在当下并不乐观的国际环境下，政府大力主张新基建投入，曹明弟表示，不排除会遇到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以5G技术为例，华为受到来自美国的限制和制裁，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在这一领域中国已经走到了世界前列。外部压力并不能阻碍我们抢占新一轮科技发展制高点，通过技术创新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从内部环境看，疫情对网络通信带宽的需求爆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需要起到底层设施支撑作用。
抢占赛道，勇于创新，企业和政府一起干
不过也需要看到，新基建并不能立即推动终端消费。在新基建囊括的技术中，比如5G、特高压、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慧城市、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很多都还在逐步研发、建设，以及商业化过程中，距离直接促进消费需求，转化为商业价值还有一段距离。
曹明弟分析，虽然很多新基建里的新技术还在处于探索期，投入期会很长，但是如果现在不去抢占，很多企业后面就没有机会了，比如人工智能、智能驾驶等赛道。
以特斯拉为代表的新能源汽车，以及中国造车新势力都在抢占这一领域，这也是为自动驾驶技术打基础。
不但企业需要抢赛道，很多地方政府也在抢新基建领域的优质企业，提供更多优惠政策，营造好的营商环境。比如特斯拉能落地上海建工厂，可以带动上海汽车产业链的发展。
面对新基建较大投资需求，需要强化市场驱动力，吸引更多资金投入。比如，通过专项贷款、并购、IPO、发债、多层次资本市场等方面的支持，包括规范的PPP。
其次，新基建本身直接与需求挂钩，与政府相比，企业更懂需求和投入。比如光纤网络、IDC机房该建设多大规模，该具备哪些功能，该如何去运营等，这些企业更懂，也愿意进行投资。所以，政府与企业的合作是新基建的一个特点。
关于是选择国企还是民营企业合作，他认为，这需要以效率为衡量标准，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参与。新基建直接面向市场需求，涉及领域众多，国企不可能面面俱到，质量和效率不可能都能保证，所以需要更开放公平的准入制度。
“我不担心泡沫产生，因为要创新就要允许试错。”曹明弟说，正如2000年美国互联网泡沫破灭，也孕育了新技术和新市场。新科技存在很大不确定性，并非每一个项目都能成功，而这样才能实现创新。“我们尽可能地控制当泡沫破裂时，不至于对经济或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通过淘汰机制，筛选出真正优质，能长期发展下去的项目和企业。”
作为绿色金融领域的研究者，曹明弟认为，在新基建建设浪潮初起之时，就需要强调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性。
大多数人的概念中，相比传统基建对非可再生能源的消耗和制造的污染，信息化技术建设的新基建，似乎没有什么环境污染，也没有消耗石油、煤炭等。
其次，电子设备长期使用会带来发热问题，影响使用功率，为了保证性能需要冷却设备降温，这又会产生新的能耗。所以一些企业会将数据中心建在贵州的原因之一就有气候环境适合服务器自然散热，减少能耗，这也意味着减少电费成本。
在他看来，通过节能减排来降本增效，这也是企业践行绿色发展的直接驱动力。
由于能源消耗或碳排放的“锁定效应”，曹明弟解释，这是指基建建完后，污染排放、能耗水平将长期锁定在一个水平，而绿色发展是大势所趋，各类环保标准会越来越高，如果前期没有规划好，后续改造成本会很高。
所以，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基建需要以绿色发展理念先行。
在实践过程中，除了通过如《环保法》，各项节能减排标准规范等强制性措施，推进企业走绿色发展道路外，金融也是一种间接有效的方式。
曹明弟指出，绿色金融通过政策激励与约束，绿色投融资收益和成本，环境信息披露等具体机制推动新基建行业的绿色发展。
目前，中国已经在6个省市建立了国家级绿色金融改革试验区。比如以绿色信贷为例，企业的业务范围符合绿色信贷的标准、规范等，在贷款时额度会更高、利率会更低。除了信贷，国家也在推行绿色债券，帮助符合绿色发展理念的企业快速融资。
比如，绿色投资者会很看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如果企业在环保上做得更好，利息会更低。通过市场化方式来激发企业的积极性，也调动了社会各界力量。对于金融机构来说，参与绿色金融不但能塑造品牌形象，还能通过这一赛道吸引更多企业客户，拓展业务。
曹明弟指出，我们要培养和形成更多的绿色投资者，为新基建的绿色发展培育强大的绿色资金供给来源，为新基建走向更高、高远、更长久提供推动力和拉升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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