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您打算买辆车，那么有两种策略：一，锁定一个代理商，对他百般纠缠，软硬兼施，要他非降价不可；二，到好几家代理商那儿转转，然后在询问价钱的时候，漫不经心地暗示，你不仅确实要买车，而且已经看了几家店。哪种策略较好？为什么？
这是经济学家阿尔钦（A.A.Alchian）在他教科书中的一道问答题。他的答案是：“多找几家商店更好，因为卖家最拿‘另有门路’的买家没办法。与卖家竞争的，是其他的卖家；与买家竞争的，是其他的买家；而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
阿尔钦的解释很深，我至今还不时玩味。这个世界的任何商品，其价值都是因为有人争夺才产生的。阳光没人争，市价是零；空气没人争，市价也是零；但马尔代夫的阳光和空气，有很多人争，于是价值不菲。马尔代夫的居民就是再抠门，游客也得感谢他们为度假多提供了一个机会。到那里旅游的高价，是游客们自己造成的。这是所谓“买家只与买家竞争”的道理。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行政垄断。深圳是国内最早提供手提电话服务的城市，当时买一部手机要几万元。那么，顾客是受害了还是得益了？得益了。虽然我们大可以指责行政垄断阻碍了其他服务商的进入，但就那些购买了手机的顾客而言，价格再高，也还是比无可选择的要好。这是所谓“卖家并不和买家竞争”的道理。
价格从来不是随意定的。造物主慷慨大方，大自然一草一木，定价一概为零。那么，为什么享受阳光和空气的消费者，总要付出迥然不同的价格？因为商品的价格，总是由消费者之间的竞争决定的，而与商品的提供商（如造物主）是否要收费无关。这是说，即使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也会因为饿汉的争抢而涨价。
学经济学的后果，就是时刻都清楚意识到，万事万物，其真实价格一概不是某人或某机构可以随意制定的。有人认为，政府不仅有义务、而且有能力制定价格，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政府应该提供免费交通、应该提供免费教育、应该提供免费医疗；而经济学的教育，却教我们反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应该”？究竟是否“可行”？
首先是“为什么应该”的问题。既然人人都有权免费获得某些福利，那么谁有义务免费提供服务呢？美国前总统胡佛（H.Hoover），在1928年曾提出竞选口号，要实现“顿顿有鸡，户户有车”。愿望美好，无人反对。问题是：由谁来负责养鸡？由谁来负责造车？如果说有人有权低价或免费得到，那就是说有人必须低价或免费提供。他们分别是谁？
还有“究竟是否可行”的问题。政府一旦提供低价车票，便出现了黄牛党；提供低价医疗，便有人收受红包；一旦打压学费，便出现乱收费现象——这全是价格受到人为扭曲后，被竞争规律“逼”出来的现象。作为有同情心的人，我们说这些绝不是好现象；但作为经济学人，我们不得不说，这些全是必然现象、是不能通过呼吁、舆论、曝光或行政规定消除的现象。
求知欲强的读者会追问：既然人为压低价格不可行，那为什么世界各地的政府，总是不断地提出这样或那样的价格管制措施，让许多重要商品的价格，包括粮食、能源、教育、交通和住房等，都处于过低的水平？为了解答这个问题，20世纪60年代兴起了“公共选择”学派，衍生了著名的“寻租”理论。篇幅所限，以后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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