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长期重要性显而易见，但随着国内经济同比快速回落，保持速度、扩张规模的任务开始变得迫切。新形势下，需要重新权衡经济增长的“好”与“快”。我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若干年，经济规模占美国的比例达到某一数值，被认为是导致美对华政策出现重大变化的重要原因之一。该观点推演的结果是，如果希望改变这一状态，路径有二：一是中国退回到更低比例水平；二是加快发展，缩短追赶至与美国经济总量等量齐观的过程。路径一不在考虑之列。而疫情冲击之后，保持中国经济总规模对美国的快速追赶态势，则具有丰富含义。美国当前的财政货币政策设计，已经更多考虑了经济增速因素；我们国内在中期经济政策决策过程中，有必要对此予以足够关注。
疫情以来的追赶态势
经济总量是中美竞争最为总括性的指标。现价GDP作为市场需求，是国际经济影响力最好的度量。多年来，我国现价GDP占美国比例持续趋势性提升，即使在2016年及2019年人民币汇率显著贬值的情况下，回撤也不足1个百分点。
——2019年我国现价GDP占美国比例约67%。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我国现价GDP约98.65万亿元，以6.8985的年平均汇率折算，约合14.3万亿美元。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当年美国现价GDP约21.43万亿美元。
——2020年中国现价GDP占美国比例上升到约70%。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我国现价GDP约101.6万亿元，以6.8976的年平均汇率折算，约合14.73万亿美元。根据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当年美国现价GDP约为20.94万亿美元。
2020年低基数因素，直接推高我国今年第一季度不变价GDP同比增速达18.3%的高点；随后，基数因素快速消退，季度增速将下行到第四季度可能不到5%的水平。美国的情况类似，只是去年疫情对其经济的冲击，比我国晚大约一个季度，相应经济恢复也会比我们晚一到两个季度。根据亚特兰大联储GDPNow模型6月9日数据，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年化增速将达到9.3%。我们估算，第二季度美国不变价GDP折年数约19.5万亿美元，相比上年同期的17.3万亿美元增长12.9%，随后快速回落。
——2021年中国现价GDP规模占美国比例约为76%。假设2021年全年我国不变价GDP同比增速为8.8%，平减指数3%，全年平均汇率6.5，增速18%（不变价增速8.8%+汇率升值6%+平减指数3%），则全年现价GDP约17.54万亿美元。假设美国全年不变价GDP增速将达到7%，平减指数约3%，同比增速约10%（不变价增速7%+平减指数3%），则当期美国现价GDP约23万亿美元。以上占比提升中，汇率扮演了重要角色。
明年中美两国的经济增长态势
明年开始，中美两国大概率全面进入疫情后时期。经济增长的基准场景是两国各自回到原有长期增速轨道上。令人担忧的是，疫情前的2018年、2019年，我国季度经济运行存在此前不多见的持续下行局面，两年时间增速下行约一个百分点。
导致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除宏观经济运行政策因素外，微观激励机制弱化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40多年来行之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出现新问题新情况，地方政府、国有部门、民营经济三大增长发动机同时趋弱，与此同时，新的激励机制尚未有效建立并发挥作用。某种意义上讲，疫情反而掩盖了这些矛盾。如果按照疫情前的趋势，2020年和2021年两年，内生的经济增速将再度下降约一个百分点，以至于2022年，增速落到不到5%的平台上。
明年美国经济预计也将回到长期增速平台，但目前美联储预计2022年增速约3.3%，高于经济周期的正常水平。除了疫后消费和投资全面复苏外，有两个引人注目的支撑因素。
一是股市的财富效应。2021年5月末，美国股票总市值约63.6万亿美元，相比2020年3月末疫情时的36.2万亿美元增长76%，相比2019年末疫前的46.7万亿美元增长36%。
二是新一轮地产周期。美国居民储蓄从疫情前1.2万亿美元左右，上涨至疫后峰值的6万余亿美元，居民杠杆水平仍低。居民部门按揭贷款债务占现价GDP比例曾达到74.9%，目前为53.6%。与此同时，住房空置率处于低位，销售旺盛拉动开工和投资。新屋及成屋销售折年数2020年下半年后迅速升至700万套以上，显著高于疫情前2019年的平均600万套左右。
——预计2022年中国现价GDP规模占美国比例约为77%。假设2022年全年我国不变价GDP同比增速约5%，平减指数约2%，全年平均汇率维持约6.5，增速7.1%（不变价增速5%+汇率升值0+平减指数2%），则全年现价GDP约18.8万亿美元。假设美国全年不变价GDP增速将达到3.3%，平减指数约2%，同比增速约5.4%（不变价增速3.3%+平减指数2%），则当期美国现价GDP约24.31万亿美元。以上占比提升速度明显放缓。
是否有必要对外部政策变化做出反应？
疫情之后，各国财政货币政策的退出应该是方向。但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似乎增强了对通胀的容忍度，同时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美国的财政政策则显示出异乎寻常的态度，继1.9万亿“美国救助计划”、千亿美元“无尽前沿法案”之后，又在酝酿规模庞大的“美国基建计划”，以及1.8万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计划”。
这些政策的目标：一是不仅要避免经济陷入疫后衰退，而且要刻意维持较高增速；二是要伴随劳动力市场出现短缺以及税收调整，增加高边际消费倾向人群的收入，借此调整收入分配结构。
美国财政货币政策的调整或者说是创新，是其国内经济状况的产物，外人不可能比美联储、美国财政部更有资格评价这些政策的得失，也更无法判断这些政策落地的前景。如果主导国家经济政策宽松变本加厉，可能要求我们对其溢出效应做出适当反应。
1.对杠杆率要有新的认知。高杠杆率带来金融风险的理论来自国外。关于债务新的理论进展强调，只要利率负担占GDP及财政收入比例保持稳定，债务就可持续。为此，恐怕我国也要淡化杠杆率水平绝对压降目标，更多考虑通过利率水平下行降低还本付息压力，以及债务展期和滚动。
2.重新重视固定资产投资。大规模基建是我国的传统优势。在美国重提基建情况下，我们没有理由主动放弃这一优势。我国跨区域大规模骨干网的基建设施规划建设仍存在有效需求，区域内基础设施的精耕细作任重道远。此外，产业领域与“双碳”相关的投资需求浩大，需要相应机制释放投资需求。
3.房地产调控要有新的调整。房地产调控旷日持久，局部区域房价上涨压力依然较大。进一步收紧现有政策不是长久办法。下一步应通过调整非住宅用地与住宅用地的比例，增加特定区域住宅用地供应；优化供给端、开发侧政策，降低建设成本；审慎试点推进房产税。这样的政策组合更能改变供求关系，建立地产调控的长效机制。
既然相当于美国经济体量的60%是导致双边关系危险、不稳定的重要原因，那么，相当于美国经济的90%，甚至超过美国，反而可能使得双边关系趋于安全、稳定的状态。美国资产价格泡沫的财富效应、新一轮地产周期、基建愿景，是其下一步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我们不能因为政策理念上的排斥，对此视而不见，或简单认为其不可持续。大变局下的大国竞争也罢、对抗也罢，决策需要相互参照；政策的松与紧是相对的，不仅要看国内，而且要关注外部政策环境的变化。
牺牲多年供给侧改革成果，盲目与美国比拼规模，不是政策选项。年内宏观政策应无做出明显调整的必要。但在国内三大攻坚战收官之后，要考虑明年通过宏观政策的调整、优化、充实、提升，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一段时期内更加关注速度及规模，与长期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并不冲突。
（作者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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