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次直接面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危机对中国的出口和制造业造成打击，并带来投资下降和失业增加，经济增速放缓。
近日，在“让历史告诉未来：亚洲金融危机二十五周年的回顾与启示”国际研讨会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主任王一鸣在回顾和反思这场危机时指出，危机成因来自于几个方面，一是外部资金大量涌入造成资产泡沫；二是固定汇率制度加剧汇率风险；三是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除此，外部冲击也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原因。
在谈到亚洲金融危机的启示时，王一鸣认为，“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王一鸣回忆称，美元作为国际货币在进入加息周期后形成的外溢效应，导致大量资金从东南亚回流美国，对危机爆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国际游资趁机进行投机炒作，迫使这些国家货币大幅贬值并从中渔利，加速了危机爆发。危机发生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向部分国家提供救助时，要求采取紧缩政策，导致这些国家经济收缩，产能过剩，资本回报率下跌，进一步推动了国际资本外逃。
当时，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危机应对举措，包括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刺激消费、扩大内需；稳健的货币政策，促进经济恢复；同时推进一系列改革开放举措。
数据显示，1998年，中国经济增速降至7.8%，1999年再下降到7.7%，直到2003年经济增速才回升到10%以上。
1997年7月初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距今已经25年。在全球经济滞胀和衰退风险上升、一些国家和地区面临债务和金融危机冲击的今天，97年亚洲金融危机对于应对当下复杂的国际经济形势和潜在的危机冲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王一鸣认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是抵御外部冲击的重要保障。“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往往都存在负债率高、期限错配、不良资产比例大等问题，增大了金融体系脆弱性，一旦本币面临贬值压力和资本外逃，脆弱的金融体系就会首当其冲。”王一鸣称，这启示我们要坚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完善宏观审慎管理框架，加强对金融机构监管，健全金融安全网，增强金融体系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
东南亚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依存度过高。危机前的十年，这些经济体出口年均增速保持在10%～20%，为稳定出口，减少企业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国际资本冲击后，外汇储备急剧枯竭，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本币在短期内大幅贬值，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王一鸣认为，亚洲金融危机的经验表明，固定汇率制度难以发挥汇率的市场调节功能，还可能造成资本过度流入和助推经济泡沫。构建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向市场提供正确的信号，有助于保持宏观经济和金融稳定。我们要坚持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发挥好汇率调节对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同时，完善跨境资本流动宏观审慎管理，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逆周期调控能力。
此外，深化改革是有效应对外部冲击的根本途径。王一鸣表示，高速增长时期掩盖的各种矛盾和风险，在危机时期会“水落石出”，这往往是推动改革的重要窗口期。此时推动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更容易达成共识。中国在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过程中，推进国企、金融、外贸、房地产、社会保障等领域改革，不仅有效扩大了国内需求，而且提高了供给侧效率，增强了增长内生动力，为走出危机和启动新一轮增长奠定了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亚洲金融危机时期，我国资本账户开放程度不高，客观上起到了隔离外部冲击的作用，因而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影响较小。
但在王一鸣看来，不能因此否认开放的重要性。“封闭并不是应对危机的有效手段，只有开放才能真正提升应对和化解危机的能力。”事实上，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及时推进外汇管理和外贸体制改革，国际收支水平明显改善，对稳定市场信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更重要的是，我国积极推进加入世贸谈判，以更加开放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为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创造了有利条件。
王一鸣还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能够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金融危机的冲击，根本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遭受亚洲金融危机冲击的国家，多是要素投入驱动型增长的经济体，长期依靠劳动力资源和资本投入拉动经济高速增长，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全要素生产率偏低，这种依靠要素投入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
“应对危机的经验告诉我们，必须坚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持续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特别是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才能在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也才能更有效抵御外部冲击。”王一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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