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9年发表第一篇经济学论文算起，我研究经济学已经20多年了。虽然其间经历了教学工作、政府工作和下海经商等变换，但对经济学从来没有放弃，对中国经济问题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

　　20多年的经济学观点，可以归结为两句话，即：国富之本在民富，民富之道在民勤。如果说我想建立什么经济学体系，那就是勤劳人的经济学。

　　世上两类人：勤劳人与懒汉

　　世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勤劳人，另一类是懒汉。当然，更多的人是处于二者之间，相对于懒汉来说，他们或多或少地也在做一些事情；但相对于勤劳人来说，他们做的事太少了。

　　一个典型的勤劳人，他从来不闲着，一生也没有闲过。他或者手脚不停，或者脑子不停，总在做事，总在想事，总在想着怎样将事情一步一步做得更好。

　　典型的勤劳人很少休息，起早贪黑，像蚂蚁一样辛勤劳作。他们走路的步子比一般人也快，他们吃饭、睡觉的时间比一般人也短。他们惜时如命，从来不在无味的事情上浪费时间。勤劳人总是与自己过不去，总是不断地给自己设定一个又一个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努力。这些目标既是他前进的方向，也是他勤劳的动力。一开始，他可能是为了实现某个目标而不得不勤劳；久而久之，勤劳成了他的习惯，成了他的重要品格。

　　劳动是财富之父

　　社会的财富是勤劳人创造出来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概莫能外。早在17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威廉•配弟就指出：“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

　　在一个国家、一个阶层或某一个具体的人那里，财富有两种办法取得：一种办法是创造；另一种办法是掠夺或正常的再分配。掠夺是非法的、是无理的；正常的再分配是合法的、合理的。

　　但从整个人类社会来看，财富只能来自创造。勤劳人是财富的真正创造者。一个社会勤劳人越多，财富的创造者就越多，财富也就越丰富；懒汉越多，财富的创造者相对就越少，这个社会的财富就比较贫乏。

　　如前所述，勤劳是相对的。一个人一天工作12小时是勤劳；一个人一天工作4小时，相对于没有工作的人来说，也是勤劳。但前一个勤劳人所创造的财富是后一个勤劳人的3倍。

　　在中国，为什么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那么富，为什么许多内地省份那么穷？有地理环境、自然条件、历史沉淀的原因，有政策的原因，但不可忽视的是由于这些原因造成的人们勤劳程度的差别。《北京青年报》曾发过一则报道，说广州人每天看电视的时间比内地某城市平均要少3个小时。所以，在沿海与内地富裕程度差别的背后，是两地的人每天忙碌程度的差别。当然，这里并不是说，内地人生来懒，沿海人生来勤，沿海和内地的“勤”和“懒”是由上面提到的原因形成的。

　　在同一个地区，也存在着不同人群之间富裕程度的差别。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复杂，但中一个重要原因，仍然是勤劳程度的差别。我们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钻政策的空子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偶然的机遇致富，不排除有一部分人是靠邪门歪道致富，但从总体上看，在富裕的人群中，勤劳人的比重更高些，勤劳的程度更高些；在贫穷的人群中，勤劳人的比重更低些，勤劳的程度更低些。?

　　所以，邓小平同志当时所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其客观效应是让一部分人先勤劳起来。正是这一部分人在当时给予的政策空间内先勤劳起来了，所以先富起来了。

　　三种不正之风

　　中华民族本来是个勤劳的民族，但由于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使一个勤劳的民族变成了一个懒惰的民族。“十亿人民八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这话过于夸张，但这句民谣也揭示了一个严峻的现实，即赌博的人太多了，跳舞的人太多了，无所事事、游手好闲的人太多，总而言之，不创造财富的人太多了。

　　都说中国社会不正之风比较严重，其实，中国的不正之风不光在官场，也大量存在于民间。所谓民间的不正之风，至少有“三风”，即赌风、炒风、“偷风”。

　　所谓赌风，即打牌、赌博成风。在西南某城市，打牌已成一大景观。特别是在周六、周日，到处都能看到打牌的盛况。在河边、街边，一摆就是几十桌或上百桌，场面非常壮观，麻将声此起彼伏。

　　所谓炒风，即炒房地产、炒股票、炒邮票。小小的北海市，1992年的房地产公司只有几家，到1993年猛增到上千家。全市一年之内卖地几十平方公里，似乎有很多人准备在北海投资办实业，使房价、地价猛涨。有的人上午花300万买了一张纸(所谓的红线图或蓝线图)，到下午，这张纸可能卖到400万或500万。据说北海在一年之内产生了几个亿万富翁、几十个千万富翁和不计其数的百万富翁。然而到1993年下半年中央银行一抽紧银根，整个北海立即人去楼空。人们突然发现，其实没有几个人准备在北海办实业，没有几个人打算在北海安家，是炒房的人在买房。

　　炒股票是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文献中新出现的概念。所谓炒股票，就是今天买明天卖。至于这个企业效益如何、发展前景如何，人们都不关心，甚至有没有这个企业，人们也不在乎。人们在乎的首先是消息。他们从来也没有想到从上市公司那里得到什么分红或回报。 因此，他们不叫股东(如果其中有人炒成了股东，那就是“四大傻”之一)，他们叫股民， 其实就是炒民。他们的目标就是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股票只不过是从别人口袋里掏钱的工具 。一个国家几千万人不好好地去创造财富，不想通过创造财富赚钱，而是整天盯股市，希望

　　从别人口袋里掏钱，这种风气也可说是一种不正之风。

　　所谓偷风，即有的地方偷盗成风。说偷风，其实有所夸张，只是顺着前面讲赌风、炒风，一起讲下来的。这几年来，通过政府一次又一次的“严打”，偷的问题绝对没有赌的问题那 么普遍。

　　但应看到，中国经济这几年已经出现了一个新的板块，即防盗经济。前几年，中央电视台较多的广告是山东的酒；这两年，中央电视台较多的广告是东三省的防盗门，特别是早间广告。东三省每省都有一个名牌防盗门。防盗门多，当然是因为偷盗多。

　　无论是赌、炒还是偷，本质上都是不想创造财富，只想分割财富。这些人所赚的钱，都不是通过创造得来的，而是从别人的口袋里掏来的。只不过，赌、炒、偷三者掏钱的方式不一样，因而合法、合理的程度不一样。?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这样一个大国要走向富强，既不能像18世纪、19世纪的帝国主义列强那样，通过掠夺殖民地的办法致富；也不能像科威特这样的国家，靠石油资源致富；更不能像某些非洲小国，靠援助生存。中国要走向富强，只能靠全体中国人的创造。

　　建立激励勤劳的机制

　　一个社会，要让更多的人成为勤劳人，成为财富的创造者，首要的一条，是要有对勤劳人的激励机制。最直接的激励机制，就是收入与劳动贡献挂钩。计划经济体制也称“大锅饭”体制。所谓“大锅饭”，就是两个“一个样”，即干多干少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

　　在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里，其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在马克思的设计中，按劳分配 是激励人民勤劳、激励人民创造的最主要的激励机制。但我国自50年代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来，按劳分配从来就没有很好地实施过。当时，城市经济80%以上都是国有经济，以国家为核算单位，实行的是全国统一的工资标准。无论你在哪里工作，无论你干的是什么工作，无论你干了多少工作，工资都是一样的。这当然不能激励勤劳。

　　中国经济的另一大块是农村经济。农村经济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生产队对农民个人实行工

　　分制。一般情况是，一个成年男性劳动力每天为10个工分，成年女性劳动力每天为5个工分，大家上工一天，就按上述标准计一天的工分。到年终根据生产队的总收入计算每个工分的分值。比如，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为3分钱，有的生产队一个工分的分值为5分钱。由于全国所有的生产队都很少有货币收入，因而工分的主要作用不是分钱，而是分粮。但由于粮食的分配办法有两种：一部分是按人头分配的基本口粮；另一部分是按工分分配的浮动口粮。在全部口粮(当时南方每人每月平均约40斤稻谷)中，按人头分配的部分约占70%～80%；按工分分配的部分约占20%～30%，即三七开或二八开。由于每一单位的工分所能分得的钱和粮都很少，因而许多人对工分的多少也不在乎，工分对于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作用很小。70年代中期开始，全国推行所谓的“大寨计分法”，即不是按农民的实际出勤计工分，而是各人凭觉悟自报工分。结果，工分对于农民的那一点点激励作用也没有了。由于没有激励机制，在广大中国农村造就了一大批懒汉。所谓“出工像鸭子，干活像公子，收工像兔子”，就是对当时部分中国农民的写照。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改革从农村开始。农村的改革又是从分配制度开始。当时在农村实行所谓大包干的体制，这种体制在分配上即“交足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其余是自己的”。这就不存在工分和按工分分粮的问题，而是自己给自己分配。这样，农民的劳动和所得就紧紧连在一起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喊了几十年的口号，在1980年以后的中国农村才真正成为现实。有了激励勤劳的机制，勤劳人自然就会多起来；勤劳人多了，粮食自然也就多了。中国20世纪80年代头几年粮食连续大增产，就是广大中国农民勤劳起来的结果。在粮食增长率背后，就是中国农民勤劳的增长率。

　　把中国建成低税负国家

　　要使收入能更好地起到激励勤劳的作用，一项重要措施就是实行低税赋政策。

　　就每个人来说,他们创造财富的动力不是来自于总收入,而是来自于税后净收入。同样多的总收入，税收越高，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少，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小；税收越低，税后的净收入就越多，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就越大。

　　国家为什么要收税?收税的目的是为了集中一部分资金去干一些必须由国家干的事情。哪些事情应该由国家干，哪些事情可以不由国家干?比如，一条公路应该由国家修还是应该由民间修；一个电站应该由国家建还是应该由民间建；一所大学应该由国家办还是应该由民间办。这其中显然有很大的弹性。我们可以选择一种高税赋政策，比如每年增加两千亿税收，而作出这种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事情由国家来办；我们也可以选择一种低税赋政策，不但不增税，还要减税，比如将增值税的税率由17%降到10%以下，将所得税的税率由33%降到15%以下。作出后一种选择，意味着更多的事情不是由国家办，而是由民间办。

　　以上两种选择，说到底是整个社会的资金谁来分、谁来用的问题。即更多的钱是由财政分、政府用，还是更多的钱是由市场分、企业用?

　　作这种选择，应当考虑三种因素：一是融资成本，二是资金的使用效益，三是怎样更有利于调动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

　　征税成本高是显而易见的。这种成本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国家为征税而花费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是直接成本。我国有一百多万税务大军。这个群体的全部显性收入和隐性收入以及他们的各项开支之和，则是税收的直接成本。其二，税收的间接成本。我国自90年代中期以来形成了中央税和地方税两套征收体系。这两套体系的工作人员，就是一般的征管员到企业征税，企业的负责人常常也得出面接待。他们光接待两套税务体系的征管人员，也要花费大量时间。花去大量时间，用于经营管理的时间自然就会受到影响。由此造成的损失则是税收的间接成本。

　　而国家花了大量人力、物力所收上来的钱——这些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再通过各级财政部门层层分下去，分配的过程就是一个来回的公关过程。为了要这笔钱，大家跑北京、上省城，坐飞机、住宾馆所花费的资金总起来甚至超过所分配的资金。大家为着争那一个亿，所花的交通费、住宿费、公关费加起来可能超过一个亿。为什么那么多人跑北京，为什么全国每个省、每个城市，甚至许多县市和企业都在北京设立办事机构，为什么北京的高档饭店和高档歌舞厅那么火爆，就是因为北京的资源丰富。北京一不产煤，二不产金，北京的主要“产品”是政策和资金。而这些资金不是北京创造的，是从全国各地收上来的。收上来花很大的成本，分下去又花了很大的成本。收和分的成本总和，则是国家集中财力的总成本。集中财力的结果，不仅造成北京人满为患，车满为患，塞车、污染等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也为治理腐败增加了难度。

　　国家花那么大的代价集中资金干什么？不就是为了修某条高速公路吗？不就是为了建某所大学吗？如果不用这种收和分的办法来修，而是藏富于民，然后通过股份制，采取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的办法，让老百姓直接向这些项目投资，这样显然会减少很多中间环节，从而会节省一大笔收钱和分钱的成本。

　　选择高税赋政策还是选择低税赋政策，除了比较融资成本外，还要比较资金的使用效益。高税赋政策的结果是，把企业赚的钱收到政府，交给政府官员去花，比如交给县委书记，交给市长们，交给厅长、局长们去上项目，去办企业。低税赋政策的结果是，将更多的钱留给那些会

　　赚钱的企业家自己花。那些赚钱多的企业家，说明他本事大，说明他无论投资决策还是经营管理的水平都比较高。既然如此，那就少收一点，将更多的资金留给这些人花。由这些人选项目，应该比厅长、局长、市长们选项目的水平高，选得准。因为他们的职业就是选项目，经他们选的项目，一般不会出大错；而市长的主要工作是一个地方的社会管理，光这些社会管理就够他日理万机，选项目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做，业余的当然不如专业的。

　　除了选项水平外，还有花钱的感觉不一样。企业家所花的钱是自己赚来的，赚钱不容易，是血汗钱，花钱自会精打细算，乱花一分钱都会心疼。而政府官员所花的钱是上面分来的，或者从上面要来的，或者从企业收来的，就是一个责任感再强的政府官员，他在花钱时也很难有企业家那种感觉。只要我们稍作统计就会发现，在全部“豆腐渣工程”中，由某些不负责任的政府官员所生产的“作品”必定会比企业家生产的“作品”多。

　　将资金集中在政府，还是将资金藏富于民，然后人民公路人民修，人民大学人民建，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创造财富的激励机制的差别。

　　张先生夫妇办了一个小小的企业，一年赚10万，如果其中8万都作为税费交给了政府，张先生夫妇就没有多大的动力把企业办得更大。今年他们每天工作10小时，明年他们就不想那么累了，明年准备每天工作8小时，反正赚多了也不是自己的。如果张先生一年所赚的10万元，其中只有2万元交给政府，8万元自己留着，两口子就会商量，把企业再办大一些，自己再辛苦一些，今年每天干10小时，明年每天干12小时。应当看到，政府少收了6万元，张先生夫妇多留了6万元。这6万元张先生夫妇一般都不会增加消费，一般都不会把这6万元都吃掉、花掉，他们会增加投资。比如，政府要修一条路，组建了一个股份公司，向他们发股票，而这条路的前景很好，张先生夫妇就会将这6万元用于买公路股票。结果，这6万元还是用到了政府想做的那个事上。惟一的差别是，张先生家里多了一张“纸”，即公路的股权证书。这张纸可是一张魔纸。张先生夫妇感到自家的财产又多了6万元，即多了一张面值6万元的股权证。正是这张“纸”，激励着张先生夫妇更加努力地工作，也激励着千千万万的人更加努力地工作，结果促使更多的人勤劳起来。我们可以把这张“纸”称为造就勤劳人的魔纸。要在中国造就更多的勤劳人，很需要增加这种魔纸；而要增加这种魔纸，就应当实行低税赋政策。

　　在这里，我们要转变一个观念，即认为放在老百姓那里的都是私人的钱，只有收上来，收到国家财政那里，才是社会的。其实，国家少收并不等于老百姓都用于消费，而是买了那些公路、电站之类项目的股票或债券。结果，放在老百姓家中的只是个虚拟的东西，只是一张纸，真正的财产是公路，是大型项目。这样，国家该上的项目并没有因减税而受影响，但是老百姓家中因多了一张“纸”——股票或债券，这张纸成了他们进一步创造财富的巨大动力源泉，因为他们会感到自家的财产因全家人的勤劳和节俭而增加。老百姓作为这些项目的股东或债权人，他们会从这些项目的盈利中分红或派息，但这些红利一般又会投入到新的项目中，他们家里只是又增加了一张新“纸”。结果，整个社会的项目越来越多，每个家庭所持有的纸——债券或股票越来越多，在这些“纸”的推动下，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有增无减，整个社会的财富就会越来越多。

　　保护勤劳，首先要保护勤劳的成果

　　每个人，其原始资源都是时间。时间对于勤劳人和懒惰者来说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结果。勤劳人是把时间的流量转化成创造的流量，进而转化成财富的存量；而懒惰者则是把时间的流量转化成消遣的流量。鼓励勤劳，保护勤劳，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要保护勤劳的成果，即个人的合法财产。

　　与懒惰者相比，勤劳人一般会获得较多的个人所得。个人所得有两种用法：一是用于消费，二是用于积累和投资。因此，勤劳人又会派生出两类：一类是节俭者，另一类是奢侈者。

　　奢侈者赚钱不存钱，今朝有酒今朝醉。他们的日子过得很潇洒，但没有财产积累。勤劳而节俭者是这个社会最“想不开”的人，他们一方面拼命地挣钱，另一方面又舍不得花钱，结果大量的劳动收入转化成了财富积累。?于是，整个社会出现了三种结果：第一种，因懒惰而贫困者；第二种，因勤劳但奢侈而无产者；第三种，因勤劳且节俭而有产者。

　　以上三种人是比较一般的情况。但也有一些例外，如有的人因能力很差或运气很糟，勤而不富；也有的人或者是运气，或者是投机，富而不勤。这两种人的存在，并不能否认上述三种结果的成立。?勤劳使一部分人富有，节俭又使富有者中的一部分成了有产者。于是，怎样对待有产者就成了怎样对待勤劳人的一个焦点。

　　关于财产，我们以前只是从所有权上进行划分，即将其划分为公有和私有两种。其实，仅仅从所有权上观察和划分财产并不全面，我们还应当从财产的实际使用和客观归属上进行划分。如果这样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公”有财产不见得都是公用，其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私用。最典型的是公款请客，吃掉以前是公有财产，吃了以后是什么财产？是装在每个人肚子里的公有财产。私有财产也并非都是私用，私有财产在所有者消费之外的部分，名义上归他个人所有，客观上为他人、为社会公用，包括为社会提供就业，为社会创造使用价值，为国家提供税收。因此，整个社会的财产应该分为四块，即公有公用财产、公有私用财产、私有私用财产、私有公用财产。对国家、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不是公有财产越多越好，而是公用财产越多越好。正因为如此，我们应提出这样的口号：不求归谁所有，但求为谁所用。

　　有人会这么理解：私人财产只有捐献了、发生了所有权转移，才是对社会的贡献。只要没有捐献，他死了以后由他儿子继承；儿子死了以后由他孙子继承，这样继承下去，财产永远归他所有。因此，一个有产者将私有财产捐献给国家，或捐献给某个福利组织，就会博得大家的喝彩。

　　其实，只要我们把这个问题想得更透彻些就会发现，对于社会来说，捐献不捐献差别不大。如果没有捐献，这些财产由他的儿子、孙子继承，只要他的儿孙不是游手好闲的花花公子，只要他的儿孙不是连自己都养不活的低能儿，他的儿孙是不需要也不会靠父辈的财产为生的。相反，他会在父辈财产的基础上，加进更多的私有公用财产，使私有公用财产的量得以不断扩张。因此，他给儿子、孙子的遗产与其说是财富，不如说是责任，即父辈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好不容易创办了一个企业，你必须继续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把这个企业进一步办大、办好，千万不能让它垮掉。?

　　任何人办企业，起初都是为了一个比较自私的目的，即养家糊口，发财致富。但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和财富的增加，他自己会不知不觉地发生异化，即使他是一个再自私的人，也逃脱不了这种异化的逻辑。?

　　产生异化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个：?

　　一是随着企业的创办，生存问题，甚至“小康问题”早已解决。企业的扩大，资产的扩张，利润的增加，已经不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和享受，而是为了成就一番事业，或者是为了满足一种个人追求。这时，无论人们从事何种事业，都是为八个字而奋斗，即“实现自我，奉献社会”。主观上是实现自我，客观上奉献了社会。只不过，不同的人实现自我的方式不一样，奉献社会的内容也不一样。

　　第二个因素是，激烈的市场竞争，促使每个创办企业的人不得不把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资金投入到企业的循环之中。企业资产多少算大?1000万元?身边还有1亿元的；10亿元?身边还有100亿元的。大鱼吃小鱼，这是市场竞争的规律。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得拼命地做大。竞争的压力和做大的动力，使那些有产者没有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去贪图享受，不得不一心扑在事业上。

　　荣誉感则是产生上述异化的第三个重要因素。当人们把企业办到一定规模，财产积累到一定的程度时，已经不是为了金钱，为了享受而办企业。这时，与其说是图利，不如说是图名。100亿元、10亿元与1亿元的区别是首富、十大富翁之一与十大富翁之外的区别，是当政协常委、政协委员和进不了政协的区别，绝不是花钱多少和享乐高低的区别。这时，积累财富与其说是为利，不如说是为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公式，即小老板求利，大老板求名。

　　正是以上这些，促使那些勤劳而节俭的人不断地创造财富，不断地积累财富，但又很少消耗财富。大量的财富被创造出来，被积累起来，名义上归他私人所有，实际上为社会公用，成了私有公用的财富。

　　受保护的私人财产是鼓励勤劳的奖牌

　　没有考分制度，学生就会丧失学习热情；没有金牌制度，运动员就会缺乏训练的动力；没有对合法私有财产的保护，人们就会缺乏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热情。考分是激励学生刻苦学习的杠杆，金牌是激励运动员拼命训练的杠杆，对私有财产的合法保护制度是激励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杠杆。正是在这一杠杆的推动下，人们才拼命创造、拼命积累。

　　因此，我们的社会舆论，包括我们的经济学理论和文艺作品都有一个重新认识和正确对待中国富人的问题。

　　我们的文学作品往往把人写得富而坏，贫而良。一位漂亮的小姐，嫁给富家子弟，下场悲惨；经过几番挣扎，终于逃脱虎口，回到了他的恋人——穷家子弟的怀抱，剧情由悲而喜。这是相当多的文学作品共同的情节。

　　在我国一部分人的观念中，“不患寡而患不均”、“杀富济贫”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这些人有个很奇怪的心态：外商来了，毕恭毕敬，把最优惠的政策给他，把最好的土地给他；而自己的同胞发了财，特别是在本乡本土发了财，他们就另眼相看，恨不得合起伙来把他掐死。

　　因此，鼓励民勤而富，要有一个舆论环境。我们经常讲舆论导向，对13亿中国人来说，最大舆论导向就是在勤劳和懒惰之间，是导向勤劳还是导向懒惰？在节俭与奢侈之间，是导向节俭，还是导向奢侈？之所以说这是最大的舆论导向，因为它关系到把我们的国家导向何处，是导向贫困还是导向富强？关系到把我们的国民导向何处，是导向勤劳节俭，还是导向懒惰奢侈？讲到这里，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即我国的国民应重新认识有产者，重新认识有产者的“产”，从整个国家富强的角度，用更加大度的胸襟看待私有财产，对待有产者。中国现在不是有产者多了，而是有产者少了；不是有产者大了，而是有产者小了。我们应该帮助和鼓励更多的人，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由无产者变为有产者。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消化数以亿计的就业人口；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才能为国家提供更多的税收；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社会稳定才有更坚实的基础；有了更多、更大的有产者，我们这个国家才能进入世界强国之林。

　　政府的高效就是保护勤劳

　　政府的廉洁高效，是鼓励勤劳、保护勤劳的重要条件。政府的作用在于千方百计地为人们创造财富扫清障碍，铺平道路。如果不是这样，政府的存在对于财富的创造就是无益的。

　　993年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论审批经济》。文中曾引用几个案例，如浙江丽水地区某企业投资一个小小的项目，需要盖几百个公章，企业的厂长跑了一整年，所盖的公章不到一半。因此我提出，中国的经济既不是计划经济，也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审批经济，是办芝麻大的事也要盖一大堆公章的经济。

　　政府部门的审批有两类：一类是必要的审批，另一类是多余的审批。多余的审批纯属某些部门、某些个人谋取私利的行为。这种谋利行为的结果是，将许多人创造财富的积极性扼杀在萌芽状态。

　　人们创造财富的行为有时来自一个念头，或者来自一个冲动。当这种念头或冲动产生后，经过投资、经营等活动，就会变成现实的物质财富。但由于办一件事要过几十道、上百道审批关，在审批过程中，有的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不少被审批者过了几关就不想再过了。这一道道审批关，把许多人的满腔热情给审没了，使不少勤劳人变成了懒汉，其中少数人甚至走到了社会的对立面——他宁可去偷、去抢，也不愿自办公司，自谋生路。

　　由于过多的审批，延长了办事过程，降低了办事效率。某些部门不仅审批环节多，更重要的是办事效率低，要办成一件事，少则几个月，多则两三年。当企业将所有公章都盖全时，市场机会早已丧失。

　　某些政府部门或工作人员盖章和审批的目的就是为了攫取好处。而人们为了企业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打通环节，不得不请吃、请玩，不得不赔吃、赔跳、赔桑拿，既耽误了勤劳人的宝贵时间，又败坏了社会风气。更有甚者，人们为了把事办成，有时被迫行贿，结果，财富的创造者反而成了罪犯。

　　应当看到，公章过多和某些政府部门办事效率低下，是社会财富创造的一大障碍。我们政府部门如果下决心将公章减少50%甚至80%，把盖章的时间缩短50%甚至80%，中国社会每年所创造的财富会增加好几个百分点。

　　鼓励创造还是鼓励分割

　　就单个人、单个企业来讲，增加财富的办法有两种：一是创造，二是分割。

　　创造与分割相比，前者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后者则可以不劳而获，而且可能一夜暴富。

　　目前，分割财富的主要方式是炒股。中国现有6000多万股民，据说亏损、持平和赚钱的比重为8∶1∶1，即10人炒股，有8人亏损，1人持平，1人赚钱。2000年，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共向投资者提供了200多亿元的回报，而国家从投资者身上收走400多亿税收，证券公司等中介机构从投资者身上取走400亿元～500亿元中介费。也就是说，6000多万股民净亏损600亿元～800亿元。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断定，中国股市是零和博弈或负和博弈，因而是一个大赌场。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我看到许多证券营业部黑压压的几百人整天在那里盯股市行情，教师不好好备课，记者不好好写文章，大家都希望天上掉馅饼，都希望通过股价上涨将别人口袋的钱掏到自己的口袋来。这样既浪费了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在某种角度上损坏了整个社会风气，使越来越多的人都不想当财富的创造者，只想当财富的分割者，只想通过转移财富而一夜暴富。

　　过度投机会导致社会扭曲、人心扭曲。台湾岛是个很好的教训。台湾岛在经济发展初期，人们还是比较重视工农畜等实业，即重视财富的创造。到了20世纪80年代，投机狂潮席卷全岛。随着股价、房价、地价的飙升，使许多人一夜之间变成了百万富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放弃自己的抱负，抛开自己的事业，投身到金融投机的狂潮中。在投机狂潮的笼罩下，人们似乎不相信“劳动是财富之父”的古训，似乎所有的财富都可以从天而降。然而好景不长，90年代初泡沫突然破灭，股市和不动产相继崩盘，人们原以为已经握在手中的所谓财产，已经变成一纸空文。

　　大陆股市的投机性虽然没有当时台湾岛那么严重，但2000年股市的市盈率已达到60倍左右，流通股的年平均换手率分别为499.1(沪市)和503.85(深市)。这其中已经包含了严重的泡沫和投机。

　　股市能否创造财富是个有争议的话题。对这一问题应区别回答：一个健康的股市，通过适度的投机和对优秀企业、对有前途的行业的价值发现，并将社会资金迅速引导到这样的企业和行业，使这样的企业和行业尽快创造出价值，这就是股市对财富创造的贡献。但如果股票价格严重脱离价值，这样的股价既不能反映企业的价值，也不能揭示行业的潜力，这种股票是投机者赌博的赌具，它对财富的创造几乎没有什么帮助。

　　中国社会分割财富的方式很多，除了炒股票，炒邮票外，某些企业过度做广告，过度造名，也是分割财富的一种突出表现。有的企业投资1000万，恨不得拿900万做广告，拿100万生产产品。因此，这些企业不是在制造产品，而是在制造概念。结果，消费者花掉昂贵的价格，不是买使用价值，而是买概念。这种经济现象，我把它称为“概念经济”。比如，有一种化妆品，每瓶售价20多元，但据该企业的一位负责人讲，每瓶的成本只有8角钱。像这样的企业，一夜之间赚来的几个亿甚至几十个亿，主要不是通过创造财富赚来的，而是通过分割财富赚来的。他们通过铺天盖地的广告向消费者所推销的那个东西，究竟有没有用、有多大用，只有天知道!他们所推销的与其说是产品，不如说是从广大消费者口袋里掏钱的工具。

　　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不可能没有财富的转移。一个善于利用市场机遇的人，既通过创造财富赚钱，也通过转移财富赚钱，对此应无可非议。现在的问题是，在全体国民中，想通过分割财富或转移财富赚钱的人太多了，想通过老老实实地创造财富赚钱的人太少了。我们应该提倡后者，而不鼓励前者。

　　为勤劳人多造几个保险柜

　　一方面，我们要鼓励老百姓通过自己的勤劳去创造财富，通过自己的节俭去积累财富；另一方面，老百姓所创造和积累的财富，要能得到比较安全的保存。而更好地保存财富，也是激励人们进一步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动力。

　　老百姓的个人财产，一般都以两种方式保存：一是实物资产，二是金融资产。实物资产包括住房、厂房、机器设备、宾馆饭店、汽车、家具、金银饰品等等；金融资产包括债权性金融资产和股权性金融资产。债权性金融资产有：现金、国库券、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股权性金融资产有：股票、股权证等。

　　实物资产的保存纯属个人行为。为了调动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财产税应尽可能低。以房产为例，如果房产方面的税赋较低，许多人就会减少消费，如少抽烟、少喝酒、少上歌舞厅，多存点钱买房子。更多的人把买房子作为保存个人财产的方式，房子的需求就会大幅度增加。而他们买房子是为了保存财产，而不是为了居住，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房产租给那些急需住房而又买不起房的家庭。这样就同时解决了几个问题：第一，拉动了房产市场，为一大批建筑工人和建材厂家提供了就业机会和市场；第二，扩大了房源，而房源多了，房租就会相应降低，那些无房户、缺房户可以用较低的租金租到房子；第三，私人买房租给私人住的模式，可以减少财政开支，而财政开支的减少，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社会赋税。

　　目前，我国的房产无论是出租或转让，都要缴五六种税，所得收入交了这些税后，所剩无几。这是影响人们把买房和建房作为财产积累的一个重要障碍。如果房产方面的税种少一些，税率低一些，人们买房建房的积极性就会大大提高。

　　债权性金融资产是人们保存个人财产的重要形式。这种财产的主要威胁来自于通货膨胀和银行倒闭。

　　债权性金融资产体现的是债权债务关系。如现金体现的是持现人与中央银行的债权债务关系，某人持有1万元现金，意味着它是中央银行的债权人，中央银行是它的债务人，现金实际上是中央银行向持现人开出的欠条；国库券体现的是财政部与持券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其中，财政部是债务人，持券人是债权人，国库券实际上是财政部向持券人开出的欠条。同理，企业债券体现的是发债企业与购债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金融债券体现的是发债银行与购债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

　　通货膨胀本质上是债务人剥夺债权人。只要通货膨胀率高于债权资产的利率，实际债权收入就为负数，则意味着资产的贬值和损失。对老百姓来说，通货膨胀等于政府的变相税收，特别是在恶性通货膨胀的情况下，老百姓辛辛苦苦积存的血汗钱，一夜之间就会化为乌有。这对人们积累财富的积极性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大家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实行通货相对稳定的政策，是鼓励人们积累债权性金融资产的重要货币环境。

　　债权性金融资产的另一个最大的威胁是金融机构倒闭。近年来，银行等金融机构倒闭的消息纷纷传出，人们的存款或者只能取出一部分，或者完全泡汤。我国金融资产的质量总体来说不是很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一是由于我国吃“大锅饭”的金融体制；二是由于我国金融领域管理的不严，一个行长乃至一个信贷员，几个亿的贷款随便的发出去，收不回来，就可以不了了之，因此造成大量的腐败现象和老百姓的巨额资产的流失；三是金融领域长期坚持惟成分论，而不是惟效益论。对某些国有企业，哪怕是亏损数亿元，大量的贷款已收不回来，银行也照贷不误；而私营企业，即使是效益再好，银行是照样不贷。这样到头来只能是银行破产，百姓遭殃。这种对储户极端不负责任的态度，应当立即得到纠正。另外，随着加入WTO，也存在一个对不同所有制企业平等待遇的问题。现在，全国买股票的人越来越多，目前已有了6000万股民，且队伍仍在迅速壮大。因此，股权性金融资产将会成为人们的重要资产形态。一般来说，股权性金融资产不会因为通货膨胀而受损。但它却直接依赖于企业的经济效益和资产质量。近年来，我国有不少股份企业上市后大幅亏损，有的甚至在几个月内亏掉一半。之所以造成这种状况，一是由于当前股票上市中的计划经济操作方法和大量的政府行为；二是由于在股票上市中仍然坚持所有制至上，而不是效益至上。

　　所谓股票上市中的计划经济操作和政府行为，是指股票上市实行规模控制和层层分指标，而这些规模和指标不是通过市场行为和拍卖机制分配到企业，而是由政府官员分配和敲定。结果，许多效益好的企业不一定能拿到指标，有些很糟糕的企业通过包装、公关，经批准后照样可以去骗股民，将股民的血汗钱拿去塞他们的黑洞。

　　正如银行贷款坚持惟成分论而不是惟效益论，在公司上市过程中同样如此。民营企业该不该上市，在中国曾经成为一个引起极大争议的问题。惟成分论、惟所有制论，真是把中国人害苦了。

　　企业上市为什么要控制规模？如果不控制规模，只控制上市条件，只要符合上市条件的企业都可以上市，则我国的上市公司就不是几百家，而是几千家、几万家。结果，股票一级市场上就会出现买方市场，许多上市公司就会像保险公司推销保险一样推销股票。老百姓就不会像现在一样，见股票就抢，而是货比三家，选择那些效益非常好、回报率非常高的企业进行投资。股票价格就不会像现在这样被炒得那么高，多数股票的价格就会等于或低于实有价值。老百姓再从这样的股票中百里挑一，一般不会有大的风险。用这种股票作为保存财产的方式，老百姓才有安全感。

　　另一方面，老百姓在众多上市公司中百里挑一，把自己多年积累的血汗钱交给那些真正是最好的企业，自然也能得到较高的回报。结果就会形成这样的循环：老百姓买了好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高——老百姓的投资积极性更高，继而进一步减少消费，提高积累率——整个社会的资金积累更多——老百姓亲手把这些钱交给那些百里挑一的好企业——好企业发展更快……国家由此会尽快富起来。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

　　通过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通过形成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的舆论环境，消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后顾之忧；通过高效、廉洁的政府建设，扫除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行政障碍；通过尽可能低的税收政策，增强人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动力；通过对各种社会犯罪的严厉惩处，建立良好的社会治安环境，增加财富创造和积累者的安全感。所有这些，会使那些愿意创造财富的人有一个很好的软环境，他们创造和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就会被充分调动出来。但是，对于那些根本就不想创造和积累财富的人来说，无论国家对私人财产如何保护，无论你政府办事的效率多么高，无论你税收降得多么低，都是无用的。

　　我国许多地区，特别是一部分中西部地区，之所以长期贫困，除了自然环境、地理环境等方面的不利因素外，人们惰性较强，开拓精神较差，是一个重要原因。不少地方长期以来沿着3个字循环，即“懒——穷——要……”我在某西部地区调查，无论上午九十点钟，还是下午两三点钟，几乎在每个村子都可以看到几十个身强力壮的汉子坐在村头晒太阳。他们那里有一句名言：“虽然我饿着，但是我坐着。”意思是说，虽然你比我富，但你那么辛苦，你还不如我。他们对温州人、广州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感到不理解。

　　懒惰的结果就是贫穷，穷得过不下去的时候，就向政府要救济，救济吃完了，仍然是懒。有相当一部分人就是沿着“懒——穷——要”三个字，世世代代，循环往复。

　　对于这样一些地区，对于这样一些人来说，要让他们脱贫致富，不单是靠创造良好的环境，更重要的是先要帮他们治懒。治懒像烟民戒烟一样，靠自己主动戒很难，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比如由他太太逼他戒，或者把他送到戒烟俱乐部去戒。对于一些习惯于懒的人来讲，治懒同样需要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这种强制力量来自政府，即由政府采取种种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措施，帮助他们治懒。

　　例如，河南济源把农户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没有能力上项目的家庭，另一部分是有能力上项目的家庭。对于后一种家庭，必须上项目，否则会受到各种处罚。所谓项目，如1亩塑料大棚、2亩果园、10头猪、20只羊等等，都算项目。低于这个数就不算项目。经过各级干部的努力，凡有能力上项目的家庭，基本都上了项目。而这些上项目的家庭，大部分都已经脱贫致富。济源市的这种做法，我把它称为“官逼民富”。当然，以上上项目的做法，只是济源特例。“官逼民富”，具体怎么个“逼”法，各地应根据自己实际情况来寻找。

　　“官逼民富”，首先表现在“逼”上，同时也表现在帮上，即帮助那些想致富但不知道怎么富的人找项目，请师傅，打市场。

　　“官逼民富”是中西部地区大批农民脱贫致富的路子。在沿海地区，多数人的敬业精神比较强，一不要政府逼，二不要政府帮，政府要让他们致富，最好的办法是无为而治。中西部地区一部分人惰性比较强，没想着要富；或者，想富不知道怎么富。这两种人都需要政府帮助：对于因惰性强而不想富的人，政府要通过治懒逼他富；对于那些想致富又不知道怎样富的人，政府要千方百计地帮他富。所以，中西部地区需要一个更加有为的政府。

　　治穷先治懒，治懒必须逼，逼民先逼官，这就是我关于“官逼民富”思想的基本内容。我一直认为，“官逼民富”是我国许多地方致富的必由之路。我甚至主张，中国应该出台一部治懒的法律，通过这样的法律，促使许多人由懒变勤，由穷变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