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各位晚上好，今天我们围绕“大学有什么用”这个主题进行讨论。首先，请各位老师从历史的视角谈谈在大学的演变过程中，其内涵发生了哪些变化？大学的本质是什么？

如果说还有第七个关键点，我认为是2020年。中美关系、新冠疫情、整个经济发展出现挫折，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2020年以后的大学该往哪个地方走、会面临什么困境。在调整过程中，经济、政治和教育三者之间的互动，是我们必须讨论的话题。

周忠和：从您上述谈话中，得知大学经历过六个关键时期的发展，甚至马上迎来第七次的变革，这些变革受到政治、社会、经济各方面形势的影响非常大。在这种背景下，关于大学的本质和使命的探讨至关重要。李老师，请您讲讲看，您心目中的大学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发生了哪些变化？一直不变的部分又是什么？  

我们的大学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教育阶段，再到今天的普及教育阶段，用了不到20年时间。

周忠和：欧美国家大学使命的变化经历了多长时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学？

人文学科正在走向衰退吗？

陈平原：我的担心是就业形势琢磨不透，今天的热门专业，毕业后可能找不到工作。有一段时间，学文学的就业很困难，都提倡学金融。后来做统计，最难就业的却是国际金融，因为办的太多了。所以靠热门专业来推动就业或者吸引学生是很危险的。反而，我觉得长线的专业更值得关注。今天大学过分地强调适应市场需要来设置专业，导致学生们选择专业时很茫然。

周忠和：总体上，我感觉大学受到市场务实风气的影响。在这种有用的评价体系下，人文学科有没有前途？学生还要不要学无用的知识？这又回到了大学的本质问题。

曾湘泉：专业设置不能太窄。英美讲究通才教育，这也涉及到就业问题。专业设置首先要研究需求分析。像工程类的专业，尤其需要和市场结合。而人文学科不应该按照这个方法来进行评价，它的特点是适应度比较广，无法一对一快速培训。

陈平原：在大量扩招过程中，很多地方需要迅速地完成任务。相比于工科，文科的投入相对比较少，所以扩大比较快。但我觉得市场经济会调节，例如在广东，什么专业的学生出来找工作有困难，就减少或关闭。日本的国立大学也在这么做，连续几年每年减少，理由就是国立大学拿的是国家的税钱，要提供有用的学科。

周忠和：李老师，你认为人文学科的前景会不会受到实用主义的思潮的影响？

李志民：我还是强调我的观点。第一，上大学不等于就业，把大学和就业挂钩本身还是在生存层面上思考问题。第二，学什么专业就能找到什么工作，这个也不是严格对应的。大学是知识层次的提高、能力的提升、思维的训练，这是人的整个生命层次的提高。从这个角度看，人文学科很重要。还有一个层次可以思考，今天的本科不是最终学历，学生可以在大学期间发现自己在哪方面有特长或兴趣，考研的时候可以继续深造。

周忠和：我们注意到很多大学生有就业焦虑，如何破除这种焦虑？从学生和从学校的角度来说，我们怎么样适应当前的这样一种形势呢？

陈平原：北大会给大一的新生配备导师，我们系里所有的老师都必须负责一个学生。因为学生从中学刚转到大学的时候，会没办法适应新的大学生活。考进北大后，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因此学院很关注这些学生的情况。

但大学还是有很大变化，以前大学四年是很愉快、充满生机活力的。现在学校的这套考试制度给学生带来了很多压力。10年前，北大中文系大概80%的人能上研究生，现在降到50%以下。很多单位只招硕士生及以上，所以很多人不得不继续深造。这样大学就变得和中学一样了，问题出在这个地方。

李志民：我不知道像北大这样学生拼命竞争、追逐绩点、争取保送的学校有多少。前两年我一直主张的是我们的大学要针对打游戏、躺平这些事情，从管理上采取一些措施。

比如应该从学位分级上调动学生内生的动力。全世界多数的国家是大学宽进可以，严出的问题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宽进实现了，严出也还没解决好。但英国采取了一个好的方法，它把学位分成荣誉一等、荣誉二等、荣誉二等的甲乙丙丁几类。荣誉一等和荣誉二等甲类的学生，教授就可以直接推荐他们上研究生，就不用考了。

关于未来，我们需要更包容

周忠和：我们畅想一下未来的大学。人工智能技术革命兴起、人口结构的改变，给大学的教育和就业规划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陈平原：如果人工智能全面超越人类，80%的人以后不用怎么工作了。人工智能必定会帮助我们解放很多时间，那么我们剩下的时间会做什么？可以自我充实、自我完善等，那时候，人文科学也许会迎来一个更好的发展机遇。

曾湘泉：我认为，中国大学未来还是面临很大的挑战，这个挑战与经济、社会，包括刚才讲的人口的变化密切有关。我觉得人文学科对于学生打基础很重要，经典的书还是要多读，也要更强调基础和能力的培养，所谓根深才能叶茂。

学生也需要对自己有一个好的学业和职业规划。未来中国的人才战略，应该是行行出状元，人人都能成才的思路，而不是人人一定要上大学，或者都要上研究生。

调查发现，很多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水平有限，招人只看985、211，甚至要求地域、身高，这些要求跟工作绩效和工作能力没有关系，对提升人力资源利用效率是无意义的。另外，对中国的教育来讲，未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人才培养能不能走在世界的前列，能不能为国家长期的人才发展战略提供支持？

周忠和：李老师认为技术革命、人口结构的变化对大学的教育就业会有根本性的影响吗？

李志民：我们往往会高估技术创新在出现的短时间内产生的影响，类似ChatGPT，我觉得现在的热炒是对它的高估。但同时，由于人们的生活习惯和思维方式，我们往往又会忽略新技术对今后十几年的长远影响。我觉得新技术，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出现，确实是一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它对大学的影响，我自己觉得大学的一些功能靠机器是替代不了的。

周忠和：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我们过去注重知识传播，现在更强调知识创造？

李志民：对。这就好比人发明了汽车，使用汽车出行会更快，但人依旧需要学会走路。人们用ChatGPT要提出合理的问题，但提出问题的能力，就是需要自己学习知识、总结知识的过程。任何一个新工艺或者新技术的产生会提高人的生活质量、能够提高生产效率，但是我不认为它对人的职业本身会产生很大的冲击。

周忠和：但是它对大学的教育方式和模式可能会发生改变？

李志民：会发生一些改变，可能大学的其中某些功能会在一定程度被取代，比如知识传播的功能。但我觉得对于职业的影响，没有必要恐惧。就业结构会调整，有的职业消失，也会产生新的职业。上个世纪30年代，拖拉机和收割机发明的时候，美国从事农业生产大概有3000万农民。五六十年后，美国直接与农业生产相关不到300万人，这几十年来，职业结构发生变化，有些人成为老师、律师、医生。所以，我觉得新技术对职业结构可能会有改变，但不需要过度担心就业问题。

周忠和：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社会能不能创造一种更宽容的环境，更多样的体系去衡量毕业生？我们政府或者用人单位还应该做到哪些改变？

陈平原：现在的“双非”“二本”的学生出来找工作，连参加面试的机会都没有。即使政府不允许这么来做，但各单位还是会这么考虑。过去像我的同事中不少人第一学历并不好，可是后来发展得很好。而现在我们假定了第一学历不好，以后很难得到好的发展。

周忠和：实际上这可以从政策管理方面做些工作，即给大家更多选择的机会，而不是学历出生论，否则只会导致更多的内卷和压力。

李志民：我们怎么改变这种评价体系很重要。就像我们讲破"四唯"、破"五唯"，为什么这么难呢？因为需要相关主管部门先改，说是破除帽子、不唯论文、破除奖励，但各个部门帽子照发、奖励照评，所以不从根上解决这些问题，改变评价体系就很难。  

周忠和：这需要一种系统的设计。

曾湘泉：社会观念也需要改进。劳动经济学有一个概念叫“统计性歧视”，即将群体特征强加到个人身上的一种观念或行为。统计性歧视来自用人单位为降低成本而采取的一种招聘策略。单位招聘或甄选需要增加投入，而利用求职者所属群体的一般性信息来推测个人情况，则能节省自身投入。

比如，平均来说，985或211院校较之普通院校学生的综合素质要高，而由于用人单位对单个应聘者的实际生产率做出完全预测成本太高，解决办法之一，就是利用985或211院校学生素质较高这一群体总体特征，来对每位应聘者个体做出是否给予面试机会的决策。在此情况下，用人单位的确降低了招聘成本，但对优秀的应聘者带来了就业市场不公平问题。比如，马云是杭州师范大学毕业，马化腾是深圳大学毕业，他们并非985和211大学的毕业生。

所以“统计性歧视”是有问题的。我们不能拿群体特征找一个平均数，而要看具体的人。比如，美国常青藤大学招生，SAT考满分也不一定会招，通常会涉及其它许多评价指标。比如，面试很重要。一个教授面试一个学生要花费1-3个小时，还要写面试报告。通常我们没有面试，即使有的话，一个人也就花几分钟。所以，要树立科学的人才评价观念和态度，还需要在全社会普及。

我们的立法和司法也要去推进。国外是有反歧视法律的，我们《就业促进法》也有公平就业这一章，但问题是如何落实，仍然没有很好解决。政府应该带头，比如招公务员要硕士、博士，可以这么要求，但是这个职位跟学历的关系是什么，要讲出道理来。这其中很重要的是，用人单位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刚才讲到破“四唯”，为什么搞“四唯”，因为没有科学的评价方法，所以人力资源管理需要科学化、专业化、职业化，这样才能识别出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