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高兴来到扬州这个文化底蕴如此深厚的地方，汇报这些年阅读、评说、思考、传播《资治通鉴》的体悟。《资治通鉴》是一部大书，与《史记》“双峰并峙”。鲁迅先生称《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司马迁被誉为“史圣”。《史记》具有开创意义，但这部精彩绝伦的文学作品也有一些不适合阅读的问题。

提到《资治通鉴》的作者司马光，大家都想到司马光砸缸，但历史的传播时常会以讹传讹。要知道唐宋以前没有缸，制缸的温度要达到1300摄氏度-1400摄氏度，那时达不到这么高的温度，缸是后来才有的。因此，司马光砸的不是缸，是瓮。瓮壁比较薄，900摄氏度就可以烧制了。就连这么小一个故事都以讹传讹，所以历史的传播本身就是鱼龙混杂。

司马光小的时候有砸瓮的智慧，长大后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王安石做人都是君子，忧国忧民。司马光懂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对民间疾苦、社会情况都十分了解，而王安石的想法有点理想化，王安石变法直接撕裂了北宋社会，导致了严重的党争。司马光不仅是政治家，还是一位礼学家。他写了一部与每个人都息息相关的《家范》。

《资治通鉴》是一本极其重要的书，被两位皇帝列为“天字一号”工程。“博而得其要，简而周于事，有资于治道。”但非常难读，非常烧脑。怎么个难读法？在这本书问世后的头17年里，只有一个人通读过。司马光曾说，很多人都夸我这部书写得好，一问好在哪，他们就露馅了，因为他们没读过。

司马光反对王安石变法，但皇帝不听，于是司马光退居，给他做大官也不要，就去修史了。司马光退居洛阳，在洛阳一呆就是15年，主要修了这部《资治通鉴》。《资治通鉴》边修边呈，这个书名也是皇帝给改的。书中写了16个王朝的历史，要点突出，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司马光都做了精心的选择。中国的史书，汗牛充栋，宋朝人面对的是“十七史”，普通人不可能完整通读。于是，时代呼唤简明史书，但简明不能简单，所以既要“博”还要得其“要”。

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参阅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参考了好多正史之外的书。有人统计过，《资治通鉴》参考的书籍有359种之多。而且内容已经极其精简了，着眼点是对治国理政有帮助，当然也不仅于此。

读《资治通鉴》为什么有难度？这本书采用的是编年体，以时间为顺序再现历史，唯一推进的线索就是时间。它把历史上相干、不相干的大概率、小概率事件呈现出来。多年后，你会发现其中有着前后呼应的内在联系。

曾国藩对《资治通鉴》研读了一辈子。“窃以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其论古皆折衷至当，开拓心胸……又好详名公巨卿所以兴家败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实六经以外不刊之典也。阁下若能熟读此书，而参稽三通、两衍义诸书，将来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坠。”他认为读《资治通鉴》可以开拓心胸。有人会问，还有书看了让人心胸不开拓的？《史记》中有些篇章就经不起推敲，比如其中的“刺客列传”。刺客，干嘛把他描述得那么高大上？作为文学作品来说，《史记》很精彩，但是历史的真实性需要推敲。《资治通鉴》中的荆轲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我读史这么多年，总结了一点就是，谁的成功都无法复制，所以那些成功学心灵鸡汤，你真要复制那不可能。看什么？看人家的失败的经验教训，我们借鉴这些经验教训，这是可以的。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如此。每个人做的事情，都要经过后人的检验。在多媒体时代，各种千奇百怪的事情都在发生，很多人成年以后就再也没有学习了。行为习惯、思维方式都会变得格外散乱，就会出现问题。人需要基本的文化规范，文化教育是生活理念、价值观自我约束的过程。

王夫之说：“故论鉴者，于其得也而必推其所以得，于其失也必推其所以失。其得也，必思易其迹而何以亦得；其失也，必思救其偏而何以救失；乃可为治之资，而不仅如鉴之徒悬于室，无与照之者也。”《资治通鉴》，就是如同镜子。最好的镜子，就是客观告诉事实。《资治通鉴》不仅告诉事实，还告诉原因以及好坏。

毛主席也说过：“《通鉴》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中国古代的历史，学问大得很呐。”

图说:丁万明教授为扬州讲坛题字：守本真心。

在中国历史上，三代之后汉朝的时间最长，西汉东汉有400多年，秦朝、隋朝时间最短。汉朝之所以存在时间最长，在于刘邦有一件事情处理得好。

《资治通鉴》中记载：“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刘邦设计要打项羽，被项羽看穿反被打，刘邦被项羽手下丁公追得非常狼狈。刘邦急了，说：“两贤岂相厄哉”，就是说，英雄何必为难英雄，丁公听到这句话，就放了刘邦一马。等到项羽被灭掉了，丁公自己来找刘邦邀功，认为自己有功，但是刘邦把丁公绑起来，“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然后杀了丁公，说：“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刘邦开始是跑江湖的，所以他在危难之时，能对丁公说出这句话，而丁公也是跑江湖的，江湖气息很浓，于是放了刘邦。刘邦最后杀了丁公，这是杀鸡儆猴，汉朝皇帝只能姓刘的忠诚观就树立起来了。刘邦这时候已经不是江湖中人了，而是身居庙堂之上。江湖人讲江湖义气，庙堂上有庙堂的法则。

“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杰，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余年，宜矣！”

司马光认为，刘邦杀得对。

图说:丁万明教授用幽默风趣的演讲，两个多小时的演讲处处生动，引人入胜，吸引现场听众近900人热情掌声不断。

《资治通鉴》以“礼治文化”为一个中心，“名分论”和“才德论”为两个基本点。

“威烈王二十三年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司马光认为，这就是开端，正是因为这样，才造成后来的战国纷争。“夫礼，辨贵贱，序亲疏，裁群物，制庶事。”一个人的教养，就是礼的体现。人的教养，就是礼教；社会公德，就是礼制；国家的礼，就是礼治。

每个人都应该讲规矩，很多人一开口就说错话，就是失礼。中国人讲礼要“厚人薄己”，要讲究辞让。中国人自称足下、阁下，就是显得自己比对方低。中国人行礼，最大的礼，叫做“五体投地”，四肢和头部都匍匐在地。夫妻两人出门，妻子不能对对方说，这是我家先生，先生是尊称，可以用于对方的男方，但是不能称自己丈夫为先生，这就是讲礼。孩子见了大人，要叫对称谓。如果不叫，就是没礼貌。如果叫错，更会让人不高兴。

关于名分论。“何谓礼？纪纲是也。何谓分？君、臣是也。何谓名？公、侯、卿、大夫是也。”在每个单位，每个人都有名分。名分不能乱，不能瞎用。名分背后有一系列的东西，不能混淆。中国古代社会是等级社会，强调人与人的不一样。现代社会只要努力，都能取得成功。

名分之外，就是才德。“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能干虽然很重要，但是如果品行不好，就会造成不好的影响。吴起杀妻求将，年纪轻轻，想做官，回家之后，一气之下，和30多个邻居起了冲突。先学儒家，后学兵家，他是军事天才，为了当鲁国的将军，回家杀了妻子，令人发指。后来，吴起到了魏国，想当相国，最后变法殉身。能干的人，在生活中，如鹤立鸡群，问题是感到难过的往往不是鸡，而是鹤！

司马光自己讲，《资治通鉴》最核心的为政为人之道可以概括为“六言五规”。所谓“六言”指“仁、明、武，官人、信赏、必罚”，所谓五规指“保业、惜时、远谋、重微、务实”。“六言”中的“仁、明、武”指的是为政者的德行修养；“官人、信赏、必罚”讲的是行政管理方法；“五规”讲的是工作作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