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SAGE），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共同主办的“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研讨会”于9月26日在清华大学召开。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董志勇出席会议并致辞。

　　董志勇教授认为，政府和市场永远是市场运行的两大核心主题。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释放市场主体活力的过程。

　　以下是演讲实录： 《疫情防控期间，我对经济学几个问题的思考》

　　董志勇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感谢李稻葵教授邀请我来参加第二届政府与市场经济学论坛。

　　新中国成立71年来，中国经济学的发展一直与国家现代化建设实践密切联系，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中国的改革开放走过了40多个年头，在改革开放的征程中，有多少艰辛的探索、伟大的创新，有多少可歌可泣、荡气回肠的故事。经济学是经世济民的科学，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也取得了以下新的发展。

　　经济学学科发展越来越国际化，表现在越来越多的本土师生拥有了SSCI的论文，越来越多的青年经济学者拥有了Field Top发表记录，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学生前往世界顶级学校学习和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在世界组织里任职，一些本土博士生可以在世界名校获得教职。

　　经济学发展也越来越规范化，表现在我们的学术交流平台越来越规范，论文发表的程序越来越规范，学术成果的发展和传播机制越来越规范，高校里终身教师职位的获得越来越获规范，本土博士和海归博士也开始正面竞争。

　　当然，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第一，国际话语权有限。现在全国大约有20万人在从事经济学的研究。我们国家的GDP在全球所占的比重在15%-20%之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30%以上。但是在经济学的五大顶刊中，从2015年1月到现在发表的1000多篇文章里，关于中国经济的论文只占论文总量的2.5%左右，这个比例是相当低的。在金融学的三大期刊里面，同期关于中国金融的论文占论文总量的比例也仅仅在1.5%左右。

　　第二，我们很难触及国际的前沿。我们缺乏理论创新，对中国经济的研究大多还是用中国的数据去检验西方的理论。我们研究的很多问题不是特别宽泛就是特别细节，研究的重点方向不够聚焦。举个例子，在过去关于人口流动的数篇顶级文章里面，没有一篇是关于中国人口流动研究的。这里面有评价机制扭曲的问题，海归博士到海外学成回国，用国外的数据做模型，在国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回中国评教授。我想这里有一些导向问题，需要深入地思考。

　　第三，我们很多研究没有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的现实经济发展，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讲好中国故事是我们的使命。中国4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就得到了普遍的称颂，如何从经验中总结和提炼出一种独特的命题，并使之升华到理论的高度，从而对经济的发展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仍然是中国经济学界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没有自觉地赋予历史的眼光，再看似天衣无缝的解释也会失去其应有的笼罩力和说服力，更无法建立真正的话语权。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向学术界提出了建设和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重大历史任务。习总书记还给出了完成这一重大历史任务的实施路径：“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总结和提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同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

　　经济学的未来是什么？我觉得“过去未去，而未来已来”，让中国读懂世界，让世界读懂中国。中国的经验、中国的法度和中国的制造都曾经深刻地塑造中国和中国人，虽然历经风雨和强势冲击，但仍然是活着的传统。

　　我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必须要贡献出一种高深的学问、严谨的学问。但是光有学问还不够，我们还必须要关注中国现实的喜怒哀乐。光有对现实的关注还不够，我们还要有担当。

　　回到今天论坛的主题，就是政府和市场。

　　这是一个太老的题目，但是赋予我们很多新的思考。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看到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发挥到一定程度是有情可原的，因为行政力量有时候虽然简单，但对突发事件行之有效。

　　但疫情过后，我们还是应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恢复我们的市场秩序。应当注意划清政府、企业和市场的权责界限，着力培育有助于企业恢复和发展生产的外部环境。

　　在政府和市场之间我们要反思什么？我个人觉得，我们要反思是否还存在一些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我们要反思政府是否通过所有制、财政支持，对资源分配进行直接和间接的干预；我们要反思生产资料是否根据市场的原则进行定价和分配；我们要反思主要企业是否从根本上具有非市场的属性；我们要反思是否利用了过多工具，来实现所谓的产业目标。上述行为是否导致出现严重和持续的产能过剩，而这种产能过剩给全球的经济会带来怎样的影响。

　　在政府方面，我们学界还是需要更深入地分析以下几个问题：第一，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度，为什么更愿意进行大规模的长期建设性投资？第二，为什么应该鼓励内需还是应该扩大投资，又成为我们今天的热门话题？第三，实际上凯恩斯学派在上个世纪60年代都已经日渐式微，可是到了本世纪（2008年以后），该学派为什么又再次抬头？这些问题带给我们很多新的思考。

　　回顾西方发展史，美国经济为什么繁荣了150年？是因为美国在工业时代产生了钢铁大王、石油大王和汽车大王，在消费年代产生了好莱坞、迪斯尼、可口可乐，在新技术时代产生了比尔盖茨、乔布斯这些伟大的企业家。所以，美国通过它的工业浪潮、消费浪潮、科技浪潮推动了民族进步。

　　在过去40多年里，如果把我们中国的改革比喻成一部电影，我个人觉得在这个电影里的男一号应该是企业家。他们虽然不是道德上的完人，但是应该向他们致敬。因为没有他们的不屈不挠，就没有中国经济的今天。所以市场经济等于企业家加自由价格。

　　企业家精神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起到了非常巨大的牵引作用。这在企业家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商海沉浮让他们的嗅觉更加灵敏，敢于冒险和创新让他们抢到先机，敢于拼搏和勤奋工作使得他们更具号召力。

　　未来的政企关系或者政企博弈会出现一个怎样的新格局？

　　第一，只有当潮水退去，你才知道谁在裸泳，所以一定要注意这是一次迟到的出清。未来几年市场的大势已定，对于不遵守规则或者自身不过硬的玩家来讲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因为历史告诉你总有一种方式让你离开。

　　第二，不管你准备好了没有，经济下行周期已经拉开帷幕。消灭风险最好的办法就是要风险暴露，你将见证去泡沫、去杠杆。过去的10年货币跑得比实体快，金融跑得比产业快，结果必然是脱实向虚。你将见证金融监管的正常化，金融监管正在经历的不是微调，而是三四十年来的一个大变革。

　　第三，当今时代是不进则退，以前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现在都可能发生，你必须有所准备。也许过去灌下的水，就是你明天要流的泪。

　　最后，还应该思考一下民营经济。

　　在过去40年多里，对于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曾经有几次大辩论。80年代有雇工之争，后来到90年是姓资姓社之争，姓公姓私之争。到21世纪以后，原罪之争，企业家能否入党之争，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新自由主义的神话是否破灭之争，到前几年的产业政策之争。

　　所有的争论表明中国的民营企业和民营经济一路走来，披荆斩棘，非常不容易，这也是我们经济改革留下的一笔非常巨大的精神遗产。

　　我们会看到民营经济到目前为止仍然有很多的窘境，有的政策无法享受，有的空间无法进入，有的机会无法把握。

　　我们要思考，政府的权力失范可能表现在哪里呢？要注意防范：

　　第一，是不是给国企和民企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环境。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第二，是不是根据价格而不是指令配置资源。

　　第三，是不是过分地扶大压小。

　　第四，产权保护是否有效，包括人身权、财产权、人格权。

　　所以，下一步就是要打破行政性的垄断，着力降低土地、通信、能源、物流、融资五大基础性成本，放宽基础产业的准入。以管资本为切入点，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同时要减人、减税、减补贴、减管制、减特权。

　　我们要有很多的思考。我们要思考从哪些利益方来看待和处理公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关系。要考虑社会资本进入，政策应该如何处理利己动机和利他的行为。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市场经济的发展，激发市场活力，才能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国家竞争力，如果我们弱化了对市场的信念，中国的未来就面临更多的曲折和危险，相反，如果我们坚定了对市场的信心，不断推进改革，完善市场，中国的未来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