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来，中国领导人反复强调今天的中国与世界越来越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怎么认识今天的世界，怎么立足于新的国际环境和一些重大变化，来确定我们党、国家、政府新的发展日程、工作规划以及个人事业成长的路线图，这是我在教学、科研中经常思考的问题。

　　当前的国际关系一方面充满了机遇,另一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和战略意外。冷战结束后的重大国际事件如苏联东欧剧变、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近几年 “黑天鹅”现象频出，如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英国脱欧、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兴与衰等等。“黑天鹅”事件对于国际关系是一个重大挑战。迄今为止，教材中的经典理论、世界各国智库专家的分析，都缺乏对这些新动向的说明。

　　学习了解新的知识，掌握新的工具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既要熟悉已有的很多理论、方法，如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以及老祖宗传下来的各种法宝，也不能停留在过去的思维，而要不断从新的角度，用新的学科工具和新的知识来充实自己。

　　一、20世纪的重要遗产：国际关系出现新格局

　　认识今天的国际格局，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我们要很好地认识刚刚过去的时代，知道出发点在哪儿。20世纪有很多值得盘点和认真梳理的地方。发生在19世纪前叶的两次世界大战，每次战争都有几十个乃至于上百个国家卷入，死亡人数达几千万，给人类历史留下了深刻烙印。这种前所未有的战争灾难，带来了重大的冲击波，如果从积极面来看，今天大国关系正在出现深刻变化，大国之间的对抗与过去有着全然不同的形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和苏联动不动就调用几百架飞机、几千辆坦克、几十万军队，全面对垒，全面开战。但是 21 世纪这种场景还会再现吗？类似于斯大林格勒战役、易北河会师等大规模军队集结的局面还会重演吗？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会越来越少。大国关系正在悄然发生重大变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两次世界大战的代价太惨重了。任何理性的决策者、军事家、政治人物在战争抉择时，都会预想战争成本会不会大大高于他所期待的结果。所以今天的大国关系出现了一种和而不同、斗而不破的新现象、新趋势。不管是美俄之间、中日之间、中美之间，还是俄罗斯跟欧盟之间，甚至一些地区大国如土耳其跟它周边的一些大国——埃及、叙利亚、伊朗之间，印度与巴基斯坦之间，南美的巴西与阿根廷之间，都有很多问题或摩擦，有些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有些问题则是现实的。但是各国之间并没有出现像过去那种全面开战，举国家之力对抗的局面。这种格局的形成是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巨大伤亡、沉重代价有关系的，人们更多地采取新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之间的矛盾分歧。这是 20 世纪留下的重要遗产。

　　核武器的出现，加深了世界的不确定性。过去的战争所带来的成本是如此高昂，核武器出现以后，改变了以往人类战争中冷兵器的作战方式。核武器不仅能让对手遭到毁灭性打击，连发起核武器的当事方也可能遭受几乎无法承受的代价。所以今天的世界除了五个核大国之外，还有几十个拥有核能力的国家，但是各个拥核国家并非要将核武器投入使用，核武器更多是一种威慑，拥有核武器是为了让对手不敢轻易发动战争。所以从二战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之后，近70年世界再没有发生任何核战争。相反拥有核武器、谋求核力量是各国战略，特别是大国的战略目标，但是真正使用核武器是不敢想象的事情。

　　冷战时期，美苏两国的核武器都达到15000枚到18000枚，足够将对手翻来覆去地摧毁几百次，让整个人类居住的地球毁灭几十次。而且即使没有战火，人类也会被核武器研发、试验及意外事故带来的核辐射、核污染、核云雾所包围、窒息。

　　核武器出现以后，大国全面开战的几率大幅下降。这也是20世纪留给我们的重要遗产。对于今天塑造国际关系、确立大国战略、看待全球格局，都有重要意义。

　　20世纪一个很重大的成就，是联合国和各种国际制度、国际组织、国际规范的出现。联合国出现以前，国际关系是没有统一权威的无政府状态，虽然大多数国家都有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政府，但当时的国际关系类似于丛林法则：大吃小，强凌弱，似乎是一个无法无天的环境。联合国出现以后，世界发生了深刻变化，国际关系的各个领域都有规则、有制度，环境领域有生态制度，气候领域有《巴黎公约》《京都议定书》，核武器方面有防止核扩散、核禁试条约，极地方面有《南极条约》和北极国家的议定书。此外，全球安全、全球政治、全球环境、全球文化、全球教育、教科文组织、难民署、世界妇女组织……各种各样的机构数不胜数，据不完全统计，当今世界有5万多个国际组织，各自颁布了很多的规范、决议，联合国自身有很多系统，如安理会系统、不同的世界银行系统、生物濒临灭绝拯救系统、专门用于妇女保护或者儿童救助的系统……

　　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规范、国际组织的诞生，强化了一个趋势，那就是无法无天的国际环境已不复存在，相反各国进入越来越相似的规则、制度的环境。所以20世纪跟以往最大的区别就是国际关系罩上了国际制度、国际法这么一个大网。今天各个国家想走进国际社会中，必须遵循联合国宪章、遵循国际惯例、遵守国际法，这是21世纪国际格局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趋势。凡是遵守国际法纪的国家，哪怕很小，它也能从中获得利益。凡是不遵循国际规则，肆意践踏联合国的决议或者国际惯例的国家，哪怕是超级大国也可能碰壁，也可能遇到麻烦。20世纪后期美国在中东地区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当时凭着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加上苏联解体带来的傲慢，对中东的很多所谓“流氓国家”“无赖国家”发起了排山倒海的打击，一个个反美政权倒下了,一个个传统的强人政治被颠覆了。当时美国非常得意，布什总统在航母上发表讲话，一副十足的超级大国姿态。但是今天美国人开始低下了曾经高昂的头，为什么？由于没有联合国的支持，没有国际社会的授权，美国在中东的很多行为遭到了反抗，当地人民党派和多数国家表达了强烈的不满，美国虽然把那些国家的政权打烂了，但是它带来的不是社会的繁荣，不是经济的成长，不是人民生活的安康，而是大量难民，是层出不穷的恐怖主义，是越来越多的麻烦，如难民危机等。所以美国现在开始改变策略，从奥巴马到特朗普都要试图从中东这个泥潭中抽身。

　　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经历说明什么？它证明即便再强大的国家，如果不了解、不遵守甚至无视国际法，无视联合国的决议，无视多边的安排，它也可能碰壁，也可能遇到巨大的麻烦，这是今天跟传统的17、18、19世纪那种类似于丛林法则的无政府状态的显著区别，这也是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制度出现以后带来的国际关系的一种新气象、新特点。

　　20世纪对中国人来说，有一个很重大的遗产，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社会主义已经有三四个世纪的经历了，它最早是一种思潮，从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19世纪社会主义在西欧、北美变成一种运动；20世纪社会主义变成制度，变成国家体系。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现，到二战以后出现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20世纪70年代有40多个国家都号称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奉行社会主义的原则，一度占到了全球三分之一以上的土地面积，声势非常浩大。

　　但社会主义在20世纪后期遭遇了巨大的挫折——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中国、越南一些国家的改革，社会主义在曲折中步入柳暗花明。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决不像教材上所说的那么简单，相反我认为这个实验从早期的思潮到后来的运动再到今天的制度，它有一系列重大的经验和教训，有成功的，也有需要反思和改进的地方。社会主义本身也有不同的发展道路、有不同的实验、不同的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来说认真地反思、总结过去一个世纪社会主义制度的实验，是有特殊意义的。

　　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是全球化。全球化在20世纪只有少数国外学者、刊物有相关的分析讨论，今天已成为所有部门、所有干部、所有媒体都反复提及的热词。但在我看来目前对全球化的认识仍远远不够。全球化的发源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说是从500年以前开始，当哥伦布首航美洲大陆，整个人类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地球是圆的，各国不同肤色、语言的人都可以交往，开始了全球化的雏形。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是随着西欧的工业化，随着近代以来的大规模制造业开始出现，到20世纪开始加速。现在最常用的的观点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东欧、苏联的变化，两极格局结束，世界进入多极化、全球化的时代。世界经济、全球贸易、国际合作、和平发展成为时代主题，成为全球化的基本目标。尽管全球化有多种起源说，但全球化的存在、全球化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当今世界全球化的最大推动力之一，也是最重要的受益者之一。中国占全球五分之一人口，我们在全球化中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引导，怎么去发力，与我们自身改革的成效是密不可分的。

　　二、国际关系新领域：高边疆开始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

　　今天的世界还有一个重要的认识角度，就是最近很多人反复讨论、学术界正在研究的问题，即为什么高边疆越来越多地成为大国角逐的重心。什么叫高边疆？我们以往所说的国家疆界指的是低边疆，比如中国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俄罗斯国土面积1700多万，美国国土面积将近1000万，低边疆就是国土边疆、主权边疆。而高边疆指的是更大的空域、更大的海洋、更远的极地、更深的洋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能够伸展的更高更远更深的空间。高边疆不一定是主权边疆，它很有可能是人类探索的新边疆，是全球发展的新领域，也叫战略新疆域。

　　高边疆对于中国来说是很重要的认识领域，因为中国很长时间以来主要在国内搞建设，但是随着中国由大向强，从高速度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其中最重要的杠杆或者说加速器，就是能不能够理解并利用高边疆领域。

　　高边疆有着全然不同的维度。高边疆的器物层面很炫，包括人工智能、空天器、火箭等。高边疆不是一般的中小国家能够进得去的，而是需要非常大的资金、非常先进的科技、非常长远的谋划和战略布局，而且在当前的国际关系中，高边疆的规则多半是不太确定，高边疆的很多疆界、功能、性质、特点甚至利弊，还处在一个相对比较模糊需要进一步探索的状态。空天未来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成为人类新的生存领域？海洋占到全球70%的面积，大洋洋底的资源究竟有多少？有人预测：洋底的资源是陆地资源总和的无数倍，太平洋洋底各种各样的贵金属、各种各样陆地上稀缺的矿物质数不胜数。极地也很重要，最近这些年由于过度捕捞，近海不能像过去那样捕到带鱼等新鲜水产，但我们仍能在市场上买到越来越多的大对虾、帝王蟹、三文鱼，这跟中国远洋船队在高边疆的捕获有关，南极每年就有超过5万吨南极磷虾被我们捕捞上来,我们的远洋船队赴大西洋、北冰洋有更多的收获，这不仅丰富了千家万户的餐桌，而且让我们打开了全新的思路，原来一个国家的发展、一个民族的成长、一个家庭的幸福生活不止依靠国内资源，它完全有可能在更高的空天、更远的极地、更深的洋底获得更大的利益。十八大以来我国在高边疆——极地、空天、大洋洋底的科研立项，超过了建国以来 70 年的总和，这就说明我国正在由传统意义上温饱型的中低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开始向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强大国家、领先国家、高端国家进发。

　　高边疆代表着大国竞争的制高点，是一个科技含量高、资金投入充裕、国际规则复杂多变的全新领域，需要我们的干部、战略家、军事家、外交家更加重视，学术界也应当把更多的资源、更大的精力投入到高边疆。一个曾经多次到极地科考的朋友回来说，南极周边有一圈大洋叫南大洋，南大洋资源之多，让这些极地科考的研究人员感到非常惊讶，但是在南大洋和周边的生态保护、渔业资源分配、环境勘探等方面，中国还处在比较落后的位置，我们更多的是去捕捞一些水产品，但是对于它的前瞻性安排，特别是南极制度的设计，南极未来在全球发展中怎样发挥作用，怎么公平合理地让全人类受益，中国现在的发言权比挪威、日本等小国都差得很远，与一些传统的极地大国如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的差距更大。

　　一方面中国凭借硬实力、科技投入及领导人重视，正在奋力地进入高边疆。另一方面我们在南极的规则制定及前瞻性的安排方面，还是一个新手，还有很多不太熟悉的地方。在空天领域，中国是公认的全球三大空间强国之一，美国、俄罗斯、中国称作三巨头。中国在资金投入上，在硬实力上，包括航天兵、神舟系列、空间站发射活动上，已经后来居上。但是作为研究者，最看重的是高边疆的规则，如高边疆如何防止军事化，高边疆的各种碎片——各种宇宙飞船、航天器、卫星失效或报废以后形成很多碎片，这些碎片未来可能危及到人类在外空的探索发现，特别是一些民用活动，人类将来可能到月球旅游，可能到火星开采资源，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遭遇太空的各种碎片。此外，太空的军事活动怎么约束、怎么处理，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发言权是比较小的，俄罗斯、欧盟是引导者，更是规则的制定者。

　　高边疆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是中国由大向强的杠杆。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有很多自豪的地方；但我们在高边疆的规则制定、制度安排、整体引领方面需要进一步地加力。

　　海水的核聚变这一前沿领域，我们也称为高边疆。据推测，将来人类不用传统意义上的煤、碳、化石原料，也包括核原料。而是通过海水这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实现核聚变，现在法国、中国、俄罗斯、美国等十几个大国正在做核聚变的先期实验，而且取得了很多理论上的进展，据一位专家讲，可能到本世纪中叶，人类就会有全新的能源来源，很多传统的化石能源甚至传统的铀、钚等能源，会越来越多地被替代。

　　中国在核聚变俱乐部中投入大,但在规则制定方面的发言权很小。同样,在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他国际组织中，中国一方面可以说是巨头，是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但在文本制定上以中文推出的议案远远少于法文的、俄文的特别是英文制定的方案，这说明美国和它的盟友们在这方面仍然有巨大的优势，有很多先手棋，而中国从早期跟进到现在的积极参与，但在引领规划高边疆方面，我们还是有很大差距。

　　高边疆的规则现在仍处在一个相当大的模糊状态，有很多具有不确定性。高边疆也是近期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新领域，但在很多方面还处于不成熟状态，期待我们更多地进行这方面的挖掘，也需要同国际社会进行更多地交流。

　　三、国际舞台上的重要角色：社会世界

　　国际关系中还有一个领域是秘而不宣的，也是我们最容易忽略的，就是今天全球国际关系格局中正在悄然崛起的一种全新实力，叫社会实力，社会实力正在从过去很边缘的、很弱小的声音，变成全球舞台上的重要角色，虽然不一定是主角，但经常跟主角一起配戏、一块博弈，一块构成越来越全新的画面。国际关系不是一维的，也不是二维的，而是三维的。

　　第一维世界：经济的世界。国际关系首先体现为它是一个经济的世界。如世界贸易组织、货运仓储丰富的集装箱码头，商务部、发改委同美国、欧盟、日韩进行的贸易协定谈判，各种规章制度的确定，这些因素构成一维世界即经济的世界。各国交往由经济世界的各种各样的纽带交织起来，我们的生活几乎离不开经济世界，中国是经济世界的迅速崛起者，是一个新的巨人，而且公认是在经济世界玩得最好的前沿角色。

　　第二维世界：政治的世界。政治的世界很容易理解，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俄国总统普京、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德国总理、日本首相、联合国秘书长、各种国际组织当家人及各种各样的国务活动家，不管是大国、超级大国还是中小国家，他们的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在国际交往中所形成的国际规则，他们在安理会的博弈，这些都属于政治的世界。政治的世界是国际关系中最显化、最容易看清楚的，比方说大国在中东的博弈，俄罗斯跟美国在叙利亚角逐，北约部队和俄罗斯部队围绕乌克兰危机展开的各种各样的斗法，政治家、军事家、外交等权势者所博弈的世界及国际关系，简称为权力的世界，或者叫政治的世界。

　　第三维世界：社会的世界。它经常看不见，在悄悄地发挥作用。今天的世界正在碎片化，出现了很多以往国际关系中没有的现象，比方说出现了大量的非政府组织，出现了大量的社会团体，出现了大量的跨国人士，出现了全球范围展开活动的各种各样的机构代表、妇女团体，包括替那些濒临灭绝的小岛国发声、呼吁的科学家，亚马逊流域有很多特殊的生物物种可能随着人类的活动而逐渐消失，姚明、贝克汉姆等明星正在呼吁一定要防止它灭绝，据说 20 世纪初期，非洲还有10万只白犀牛，现在大概不到1000只。这些活动人士及其所承担的角色，我们称为社会的世界。

　　我举一个例子，大家一听就明白什么是社会的世界了。外交部一位大使告诉我，他到联合国、日内瓦参加国际组织的各种各样的谈判，发现我们的谈判代表几乎都是大使或政府部长，而很多国家选派的谈判代表或是某一个跨国运动的发言人，或是某个在中东拯救难民的影星。这方面中国也在改变，如大家 学习心得 熟悉的篮球明星姚明在当中国篮协主席之前，是一个体育活动家，他更多的是以个人身份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帮助儿童，在国外代表中国新生代为一些地区的生态保护代言，成为有全球眼光的名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再比如说阿里巴巴总裁马云虽然是企业家，但他被20多个国家的外交部聘为专家顾问，在联合国享有不拿薪水的联合国副秘书长级特使待遇，因为他善于发掘年轻人的创造性，让年轻人在解决社会成长、经济富裕、民族振兴等重大难题中发挥作用，所以联合国及很多国家的外交官就聘他作为全球新青年的代表去发挥影响力。

　　巴基斯坦有一位小姑娘叫马拉拉，今年才刚刚20岁。她说女童应该受教育，而当地的保守势力——村庄里的那些部族长老说：“不行不行，你就在家里面不能出去，别坏了规矩，我们没有让女孩受教育的安排”。威胁她甚至枪杀她，所幸她幸存下来了，并且得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接见，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成为当今世界推动落后边缘地区女孩受教育的发言人、联合国特使。她的工作对于全球规则的制定，对于全球教育、文化制度的提升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今天的国际法、国际惯例、国际制度的演进，跟早期有一个重大区别，早期的国际法、国际制度很多是由国家外交部门政治家所制定的，而今天的国际法有很多是由像马拉拉、姚明、贝克汉姆等人所主导制定的。联合国禁止地雷的公约最早就是由一批社会人士包括美国家庭妇女威廉姆斯所推动的。威廉姆斯说，地雷特别是杀伤性地雷造成很多人缺胳膊少腿，没有防护能力的妇女、儿童及农村的耕牛特别容易受伤。地雷成本低而杀伤力巨大，从20世纪80、90年代开始，有一批社会活动人士包括英国戴安娜王妃，发出了各种各样禁止地雷的呼吁，其中部分人还到非洲或柬埔寨的一些地区扫雷，到联合国安理会或各国元首开会的场所举着标语呼吁，最终得到了全球的响应并制定了国际公约。所有国家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这些大国都承认要禁止杀伤性地雷，现在只有少数国家保留地雷，如中国、韩国、美国保留能够炸坦克、舰船的重型雷，主要用于国家安全、用于边界防护，而且是有限地生产和使用。但是出于人道主义被联合国禁雷公约所禁止的小型雷、轻雷，各国都不生产了。

　　需要要注意的是，禁雷公约跟国家利益是相矛盾的，当美国家庭妇女威廉姆倡导禁雷时，克林顿政府是坚决不同意的。美国政府在全球有很多军事基地、军事禁区，用地雷既经济又很方便，而且美国生产的雷无论种类还是数量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都不支持禁雷，但最终威廉姆斯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联合国通过了禁雷公约，美国政府也不得不承认杀伤性地雷的禁止是全球趋势，美国也得遵守。中国过去对禁雷倡议没有什么感觉，但是现在已按照国际公约生产、销售、运输。禁雷公约的出现，是社会世界的声音发挥作用的结果。

　　再比如说大坝，有中国三峡大坝、埃及的大坝、巴西的大坝一造都是几百米，蓄水很多，有利于灌溉、发电，我们更多地看到它的好处。但在21世纪最近这些年，全球社会世界出现一种声音，就是除非万不得已，尽量不要去建造大坝，而用小坝来代替。为什么呢？大坝可能造成一些洄游的鱼种无法生存，可能造成地面上一些传统的历史遗产以及各种各样文化遗址的消失，可能造成一些物种不可逆的死亡，甚至有科学家证明说大坝可能造成轻微的地震对人类生存的安全造成一些不可预料的变化。所以大坝建造的论证现在变得越来越谨慎，因为建造大坝越来越不符合全球的需求。

　　经济的世界、政治的世界、社会的世界，经常有不同的需求。政治家考虑的问题，企业家考虑的问题，与社会世界的妇女代表、儿童代表、难民代表考虑的问题是完全不同的。

　　世界是多元的、复杂的，是三维的。我们应当更好地理解这个多维的世界，这对领导干部而言、对中国而言非常必要。中国是一个经济巨头，是全球发展中大国，是当今全球化速度最快的国家，所以我们很自然地对经济的世界特别熟悉，特别了解它的规则。但对于社会的世界中的很多现象敏感度不高，包括核电站的建设，中国现在新增核电机组数量占全球一半以上，一方面因为中国人口多，发展快，单靠化石能源已经远远不够了，必须要用核电来弥补，而且建造核电站中国既有原料，又有技术，但另一方面需要注意，社会的世界对于核电的使用是有很多禁忌的，一些发达国家未来逐渐地减少核电。

　　这个世界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角度，中国现在是一个经济的巨人，但是对于社会的世界，我们的理解力、我们的规则动议权是偏弱的，是不够的。这在今天国际制度及外交工作中越来越突出。全球范围很多社会世界的建议、倡议、呼吁、抗议，与传统的政治世界是非常不同的。前面提到的核电问题、大坝问题、杀伤性地雷问题，都是政府过去很喜欢使用的，并且是以国家的名义或以整个社会的名义使用。但是现在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联合国有一项很重要的法令叫人类共同遗产，是马耳他这个很小的国家最早提出来的，提议指出：月球、极地、公海的洋底，都属于人类共同遗产，怎么让所有国家哪怕很小的国家，让所有民族哪怕很弱小的民族，在人类共同遗产中享有同样的权利？大国通常对此不太敏感，大国想得更多的是高地，是前面提到的高边疆。对于国际制度中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我们需要重视，需要有更多的理解力和发言权。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领导干部这方面的知识不多、敏感度不够，可能跟现在的商品化、市场发展大规模的经济驱动造成的意识有关系。

　　我到国外去,发现很多比中国发展要慢得多的非洲国家、亚洲国家，虽然生活水平,人均收入比我们低很多，但他们对环境的敏感度，对于社会世界呼吁的敏感度比我们高出一大截。所以，中国人走出去不仅要在贸易、利润、市场的抢占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同时我们要学会对社会世界正在出现的一些新变化表现出相应的敏感度。

　　美国总统特朗普因为以色列的原因，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并且要大规模地消减美国应承担的联合国会费，甚至威胁把联合国总部踢出纽约。但客观地看，虽然美国实施了很多孤立主义的、单边主义的、反全球化的行为，但美国在国际制度、国际规则包括国际惯例中的隐性作用仍然非常巨大。比如美国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因为担心海洋法公约会束缚美国手脚。但从社会的世界来看，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它又不得不遵循很多涉及到国际贸易、国际海洋的国际惯例，比方说油轮泄露了怎么办，遇到了海盗如何处置，遇到珊瑚礁怎么回避，货轮、油轮、军舰不能够穿越的情况等等，都有相应的国际惯例，美国作为传统的海洋大国，它又不得不遵守。比如油轮如果没有防泄露的装置是不可以随便进出纽约港、中国上海港的，这是国际法的一系列安排，美国即便没有签署《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但是对于90%以上的海洋惯例、海洋制度也得遵循。制度、惯例又叫社会契约，是全球社会性的安排,是长期的共识，是任何国家哪怕超级大国都不能够无视的。

　　中国从过去强调发展速度进入重视发展质量阶段,重视我们在国际关系中的话语权,形象度、领导力，就需要特别重视国际惯例、重视各国的心态、重视细节,而不能只是抢占市场、只想着攒钱，而不管它环境如何、生态如何、社会人士如何、小国如何,中国不做霸权国家,不能完全无视国际惯例。这些领域的知识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我们的读者有更多的了解。过去这些方面我们掌握地不太够，我们对全球化、贸易协定、市场谈得比较多。

　　四、国际软实力竞争：需迎头赶上

　　今天的世界有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西方一方面非常乏力，但它仍然在国际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方面拥有巨大的优势。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大国，虽然有人口红利，并且在经济贸易方面有巨大的后发优势，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方面仍有很多不足，处在话语权制定的劣势，这是我们今天认识世界特别需要重视的方面。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游客出发地,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是一个迅速富裕大国,老百姓从过去在本土玩，现在开始到世界各地去观光，这是好现象。但另一方面也表现出一些不足，比如很多人旅游回来以后，谈论最多的是到了什么地方、吃了什么、玩了什么，有些人甚至骄傲地宣称，“纽约地铁比北京地铁脏多了，巴黎就那么回事,所谓的发达国家，我看根本没有我们政府有钱”。这种想法催生出一个问题：那还有什么好学的，我们在当今世界上已经领先了，该输出模式了……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者,这些自大心态恰恰是让我最为担心的。整体上看，中国现在有优势也有劣势，我们的软实力仍需要大幅度提升，我们在国际规则、国际公共产品方面仍然是一个新手。有些西方国家虽然财政收入不如我们，市场抢占能力似乎有所下降，但是它们在国际规则话语权上仍然具有巨大的领先优势。

　　什么叫国际规则？什么叫国际制度？我举个例子说明。比如在全球的高边疆领域如何安排各种制度。再比如英语跟汉语相比仍是一种更具有全球性的语言，虽然中国有十几亿人讲汉语，但大多数的国际规则都是用英语或法语书写出来的。纽约、巴黎、日内瓦、维也纳等地的奢侈品商店不一定比我们多，城市地铁不一定比我们新，但是这些地方输出的国际公务员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发布的国际制度、国际公约比我们多得多，在这些地方所讨论的重大国际危机的解决方案比我们多得多。这就是差距。

　　不久前，北京的一个朋友说，现在北京迁往通州，那边正在建北京市的新城，北京作为全球大都市，在规划上更多地还是硬件安排，比方说城市的路网、各种各样的电力、各种各样的功能设施，唯独缺的就是有多少是留给国际组织进驻的。北京市作为中国的首都，在全球主要都市中的国际话语权、国际方案、国际公约能够提供多少呢，又有多少北京市的干部能够到国际组织去任职呢？很多耳熟能详的国际公约，如《巴黎气侯协定》《京都议定书》《维也纳公约》《日内瓦公约》《奥斯陆和平进程》，这些在国际政治中耳熟能详、盛名鼎鼎的大城市，以城市名推出的制度比北京要多得多。

　　如果从国际制度制定、从国际组织的入驻水平、从国际话语权来看，我们的一线城市竞争力是远远不够的，或者说软实力是远远不够的，未来我们既要加大经济投入，又要增加这方面的干部人力资源培养。

　　在全球科学技术发明、重大知识产权的缔造领域，我们还有很多要学习的方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最好的大学，每年的收入、校务捐助都是非常大的。国际上的一流高校除少数美国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之外，如果从资本、从人的数量、从学校财政而言，中国这些高校都是领先的。但实事求是说，北大也好,清华也好，要真正成为国际一流大学还要几十年。哈佛大学培养了上百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北京大学只培养出一位屠呦呦，差距是显而易见的。二战结束70多年来,美国获得70%左右的诺贝尔科技奖,这说明大学不光要有钱，它更多地需要有新的知识、新的发现、新的前沿课程。我们软实力差距远远大于我们在硬实力上的差距。中国在核武器、高铁、公共建设等硬指标上已经迎头赶上，但在国际规则、国际制度、国际话语权上还差得很远，所以我想对那些从国外回来觉得没什么好学习的朋友提醒一句，今天的中国还有很多要学习的。

　　在全球国际组织中如何更好地发挥影响力，比如全球难民危机、全球气候变化、全球濒危物种的保护、全球核扩散，我们能拿出多少现成方案？现在海洋成为大国角逐的“中原”，全球150多个国家争先恐后向海洋出发，海洋的运输、海洋的科考、海洋的资源、海洋的竞争已经展开角逐，海洋军事冲突在未来会越来越加剧。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如何提出方案？中国在南海、东海、黄海建造了大型基地，有更大的船队，有三沙市、三沙警备区，这是国内的安排，但在全球海洋国际关系、海洋制度领域中,中国还远没有达到能够制定规则，能够让全球跟进的水平。西方从硬实力来看是在衰败、在下降，但是它在国际规则话语权方面仍然相当有优势。中国在物质领域、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在软实力、在国际规则制定方面，还有相当多的问题，千万不能够过于自满。

　　最近我在做一项研究，在全球大国和一些主要国家的国际排名中看一看中国处在什么位置。我的发现是这样的，中国在某些领域相当抢眼、排名靠前，比如在粮食安全方面，中国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全球倒数几位，目前在被调查的110多个国家中居第40位左右。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粮食危机非常严重，当时号称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产值连全球的1.5%都不到，也可以说是用“不到1.5%的蛋糕”养活全球22%的中国人口，那个时候中国从最高领导人到普通人都得节衣缩食，粮油凭票供应。后期我下放到农村，感觉没有吃饱过。有一年春节前夕从农村回城探家，父母亲带我去餐馆吃饭，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餐馆里面讨饭的人竟有那么多。

　　当时越南的生活水平其实比我们还好一点，但是越南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把国门打开了，8000万越南人口跑了将近200万。200万难民分散到东南亚、香港、北美、西欧、苏联，甚至北非都接受了大量的越南难民，一个德国朋友讲，当时他们接受了40多万越南难民，比今天接受的叙利亚、中东难民还要多。

　　当年联合国很担心中国把国门打开让人跑出去，因为中国当时确实大面积饥荒。后来改革开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农村可以搞自留地，可以生产各种各样的产品，所以中国大地上很快就有了生机活力，中国老百姓很快就不饿肚子了。我大学毕业的那年，很多物品都可以在商店买到，而不像过去凭票供应甚至有票也买不到。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成为世界上的主要粮仓之一，20世纪80年代后期可以小规模出口粮食，新世纪以来中国变成联合国在全球灾难最大的救助者之一，我们的维和官兵也是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中最多的，20多年间，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有36000中国军人去执行联合国的维和使命，在冲突地区分发食品、账篷，保护难民。

　　中国在过去几年消除了5亿多贫困人口，60%以上的人吃不饱的时代已成为过去，这是最大的进步。近年来，中国的维和经费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优势，是我们最漂亮的成绩单。

　　从社会性别平等方面看，中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强调男女平等，女性曾经特别不平等的地位得到了改善。当然今天还有很多隐性的歧视妇女现象，但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属于性别平等指数改善非常快的国家，在近160个被调查的国家和地区中，中国已经进入了前40位，居于第36、37位。中国的治理效率全球成效显著。什么叫治理效率？就是在城市面貌、环境改善等领域，只要中央有号令，只要各级政府动起来，效率之快是其他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完全无法比拟的，全球排名靠前。但是研究也表明，我们有很多领域成就居中甚至落后乃至垫底，而我们的媒体、研讨会，谈成就比较多，不足却谈得很少，我作为一个国际关系学者，更多的是希望看到我们有什么不足。如果我们干部出去考察一圈，回来说中国最好，国外没什么可学的，中国的进步就停止了。

　　我最近研究各种各样国际排名的指标，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大提升空间的，如在各种证照的办理方面，中国在被调查的190多个国家中处在第177位。再比如法治排名,我们经常讲中国要依法治国，特别近年强调宪法，强调法律，强调各级法院的作用，虽然中央这么号召，但很多人都认为我们的法治还有很大改进的余地，在全球200多个行为体、国家或者地区排名中，我们现在约在第110位左右。从性别平等看，中国性别平等比过去有很大改进，但跟北欧相比还是差得很远，在北欧，女性的成就、女性官员比例之高是我们望尘莫及的，当然也有文化差别，有历史原因。

　　我们现在的管理体制还有很多有待完善之处，在有关新闻、出版、写作、言论等方面的自由度、适宜度方面，也是相对比较靠后的。另外，助人指数低，这出乎我的预料。什么叫助人指数？就是愿意帮助那些跟你素不相识的人，在他有困难或危难之时出手相助。按道理讲，作为文明之邦、文化古国，过去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曾经令世界敬仰。但是目前在全球被调查的140个国家和行为体中，是最后一位。当然这个调查数据是不是完全可靠，是不是完全充分，可以讨论，在志愿者所花费的时间投入指数方面，中国在140个被调查国家中处第138位，也是很靠后的。中国人现在赚钱很多，但是做志愿者的人少了，这点要好好反思。

　　北京大学有一个大学四年级的女生和其男朋友利用假期到中东、叙利亚、土耳其给那里的难民儿童拍照，回国后在北大及部分南方城市举行展览，这是让我特别高兴的事情。此外，中国对外提供了很多援助，但是援助的透明度如何，援助的效果如何，是不是真能够按照协议双方或者多方最早所期待的那样落实呢？在援助透明度方面，中国在被调查的46个主要国家中处第45位。这些数据当然不一定准确，但是也足以引起我们对以往工作的反思。

　　我讲个真实的故事。我去一个邻国，在当地的中国餐厅同中国华侨边吃饭边聊天，在座的一位博士说，我们的政府代表来这个国家跟当地最好的大学签了一份协议，捐了一台上千万的先进仪器，这位博士当时在捐助现场作翻译，之后又把机器的说明书译成了当地的文字给了相关机构。博士说迄今为止几年过去了，那台机器都没拆封，还在那风吹雨淋。我非常吃惊，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实际上中国事先没作调查，我们的领导人觉得中国大学能够用的，国外大学就能用，把花费巨资的机器送给他们表明我们的善意。但机器说明书上的各种技术指标，机器运行需要有足够的电力、足够的专家、足够的需求，这些我们完全没有跟进落实。我当时听了真是非常惋惜。日本虽然对这个国家的总体援助大大少于中国，但是日本的那些工程师、专家真地进村进户，他们捐献的电视机连画面都给调出来，看完了，觉得不错，才走人。所以日本捐助的少，但是有效率。而中国很多时候就是协议一签，后面如何就不管了，国内也没有人跟进，所以国际社会在援助的效率和透明度上对中国还是有些批评的。

　　还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中国对非洲一些国家提供援助时，我们的领导人特别强调，一定要培养当地的干部，培养人力资本。尼日利亚、苏丹在过去殖民主义时期,西欧国家去拉石油、拉资源，给一点点钱，等到石油等资源用完了就撤走。中国企业进驻后，在购买石油的同时,为当地培养干部、培养技术人才,比如中国在南苏丹、尼日利亚等著名的石油产地，为当地培养了很多干部，帮助他们建立起相关的人力资源，这是我们援助有效性的另外一面。越来越多的央企，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给予了更多的援助。但是即便如此，我作为研究者发现相关的这些数据不太容易拿到，如果不是事先听说，我即便到那个国家去也无法掌握这些数据。国际上一些发达国家，研究者能够便捷地获得数据，能够更好地做出比较研究，他们获得资源的方便度比我们高出很多，网络、资料库、政府公开发布的白皮书，企业发布的各种图表、报告、季报，都很容易获取。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有时即便做了，但透明度仍然不够。

　　信息透明度不够，与我们走进国际社会的不适应性有一定关系。我们一方面要去抢占市场，另一方面要按照国际惯例执行契约，发布相关报告，同时还要去保护应该保护的一些数据，此外像纳税、生存质量、环境绩效，保护中小投资者、监管的质量等等，其中有些我们做得很不错，有些还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在各种制度性安排、在各种走出去的步骤方面，还有哪些环节的缺失，是未来中国在国际格局中需要特别注意的。

　　现在，美国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中国从综合指标来看越来越接近第二大国，或者说已经处在第二大国位置上，中国的GDP、军费都是第二位。我们在很多领域，如钢铁生产、高铁、投资建设、旅游都是属一属二的，有些乐观的经济学家甚至估计未来5到10年中国将全面赶超美国。我觉得要冷静地看这问题，不能简单化，即不能够丧失信心，又不能虚骄之气太盛，把我们的一些差距、把我们需要改进的方面给掩盖住了。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25年里，中美两个国家发展的轨迹是完全不同的。美国跟中国相比，处于由盛到衰越来越乏力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期苏联解体时，美国人高兴坏了，觉得传统的对手——红色帝国没费一枪一弹就这么瓦解了。兴奋之余美国认为自己是天下无敌手了，而且20世纪90年代是美国经济的黄金时代，克林顿总统执政那几年是美国战后发展最快的时期，叫“克林顿盛景”，美国人赚得盆满钵满,但是美国人很快就开始犯错误了，在其顶峰期开始挥着棒子到处教训人，到布什总统时期，美国在中东地区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收拾了本拉登，推翻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并把他给绞死，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一系列的强人政权在美国大棒下一个个倒下，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整个中东地区乱象横生，美国人似乎是打一场胜一场，没有任何军队能够跟美国对抗。但是这个过程也让美国逐渐地陷入了泥潭，美国大量地透支了军费、透支了人力、透支了美国一度有的黄金盛景。近年来美国开始出现了无法持续的局面，因此奥巴马政府时期就开始要从中东等地撤出，原先那些高调的口号都不喊了，美国新总统特朗普更是直截了当说，我不要什么全球化，也不在别的地方去帮人家做什么事，美国人就是把自己的事情办好。美国的战略收缩是其由盛而衰的结果。

　　中国近25年的发展轨迹与美国刚好相反，25年前的中国可以说是比较困难的，当时中国在国际社会是比较边缘化的，从1992年南巡讲话以后，中国发动了新一轮的改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现加速改革的景象，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加入了世贸组织，开始了一个新的崛起期。2008年北京奥运提出更高更快更强的目标，更是彰显出中国崛起的势头。2009年，我国经济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2010年，我国军费成为世界第二，而现在我们的科技投入，我们在全球推进的“一带一路”发展倡议，中国政府掌握的外汇储备，使得中国逐步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大国。

　　现在中国仍将自己定位为发展中国家，但其他国家看到中国这么大的气势，这么多外汇储备，在全球推进“一带一路”，积极地引进技术，引进管理经验，引进资本，并且开始大规模地输出游客，输出各种各样的船队，国民更加自信。这个过程看上去，是中国从一个相对比较孤立的、比较边缘化的、低水平的困难局面，一步步地走向崛起。如果说美国是战略收缩，中国则开始了针对全球的战略出击、战略扩展。这25年，中美之间发展轨迹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很多国家都谈论中国什么时候取代美国,中国是不是要做新的超级大国的问题。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很高兴、很自豪的，很多学者认为我们要输出模式，输出发展经验，输出在联合国的提案。但我想说的是我们要警惕，要小心，越是这个时候越要避免过度的虚骄之气。美国人犯的错误恰恰是在美国发展最好的时间。

　　大国兴衰的轨迹证明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有周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发展，也没有哪个国家永远只有衰败，所以中国过去讲战略机遇期，现在讲历史机遇期，我觉得领导人其实很清楚的，不可能一百年一千年永远是你的盛景，在历史机遇期如果能抓住自身的不足进行改革，修正自身与世界的差距,才能在世界舞台上更好地发挥作用。

　　在国际体系中，一个国家影响力以及对外部利益的获取，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决策者的眼界、社会的和谐程度、经济成长及公正性的持续平衡推进、国民的民心向背以及在国际上提供公共产品、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这是一个非常综合的复杂的动态的平衡的过程。而且大国跟中小国家的区别在于，中小国家完全有可能随波逐流,有可能是被挟裹者,经常身不由己。随着国际体系的动荡而飘移,大国像中国、印度、美国、俄罗斯，如果成功了，主要不是外部的出手或机遇，而是它的体制、战略以及领导人的眼界。反过来说，大国的失败跟小国不同，小国哪怕干得再好，领导人再优秀，也有可能身不由己被大国所携裹，被世界 “风浪”所淹没，大国是不可能被外部的风浪所淹没的，大国如果出了问题一定是其内部的体制机制出了问题，一定是战略思维出了问题，一定是这个民族的盲点最终妨碍了国家的崛起。

　　我们一定要明白真正的输赢在内而不在外，未来中国的崛起，动力主要不在外部，比方说在南海跟美国较劲，或者把钓鱼岛夺回来，或者把周边某个还存在矛盾的地方一举拿下。现在很多人在推着要把这里拿下来，把那个揍一顿，我认为这缺乏理性,我国最重要的还是应该看清全球的趋势，冷静地审视自身的位置，看到长处和不足,一方面继续发挥优势，更重要的是去弥补短板。

　　在国际上，我们在软实力、国际公共产品、规则的制定等很多领域还有差距，在社会世界方面也有差距。我们外部的很多问题、差距，恰恰是国内体制机制问题的折射,国人素质不高，在海外旅游中的一些不良表现，实际上还是我们自己发展不足。在未来的世界，中国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改革，取决于中国的发展和稳定，能不能从运动式的变成制度性的；从前期重视发展速度、忽略生态环境到现在两者并重如何落实；社会和谐程度、公正程度、透明程度、言论的通畅程度等领域中间的提升、改善，才是中国提升自己世界地位的最重要基石。

　　今天我们理解外部世界，实际上也是为自己找好出发点。当然我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言，希望通过更多的探讨来了解世界，清醒地认识世界，把握好中国和世界对接的新机遇。中国仍然处在一个大有作为的需要不断改进的历史机遇期。在这个过程中间,趋利避害，认真审视自身是非常关键的。

　　文章来源：《领导科学论坛》2018年第3期